你一件事：大伯死了，你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他飘到大陆也好，飘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大伯转向鼎立表伯道：

    “美国这个地方，病不得，死也死不起！一块豆腐干大的墓地就要两三千美金，莫说我没钱买不起，买得起我也不要去跟那些洋鬼子去挤去！”

    大伯说着嘿嘿地笑了起来，他拍了拍他那粗壮的腰，说道：

    “这年把我常闹腰子痛，痛得厉害。医生扫描检查出来里面生瘤，很可能还是恶性的呢。”

    “医生说可不可以开刀呢？大伯。”我急切问道。

    “我这把年纪还开什么刀？”大伯挥了一下手，“近来我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晓得，我的大限也不会远了。”

    我仔细端详了大伯一下，发觉伯妈过世后，这两年来，大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他的脸上不是肥胖，竟是浮肿，两块眼袋子转乌了，上面沁出点点的青斑，泪水溢出来，眼袋上都是湿湿的。

    “鼎立，”大伯泪眼汪汪地注视着鼎立表伯，声音低痖地说道，“你骂我是‘刽子手’，你没错，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从前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表哥——”鼎立表伯叫了一声，他的嘴皮颤动了两下，好像要说什么似的。

    “鼎立——”大伯沉痛地唤道，他伸出手去，拍了一下鼎立表伯高耸的肩肿，“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两个老人，对坐着，欷歔了一番，沉默起来。我感到空气好像突然凝固，呼吸都有点困难了似的。虽然酒精在我身体里滚烫地流动着，我却感到一阵飕飕的寒意，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记起去年李永新到纽约来看我，我与永新有八年未曾见面。从前我们在哥大都是“保钓”的志友，我抽身得早，总算把博士念完，在福斯特惠勒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永新却全身投入，连学位也牺牲掉，后来一直事业坎坷。那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着谈着，突然也这样沉默起来，久久无言以对。虽然我和永新一直避免再提起“保钓”运动，可是我们知道彼此心中都在想着这件事，而且我们都在悼念“一·二九”华盛顿大游行那一天，在雪地里，我和永新肩靠肩，随着千千百百个中国青年，大家万众一心地喊道：钓鱼台，中国地！钓鱼台，我们的！我们的呼喊，像潮水般向着日本大使馆汹汹涌去。

    吃完饭，大伯要我们提早就寝，我须早起，赶八点钟的飞机，而鼎立表伯也有点不胜酒力了。我去浴室漱洗完毕，回到客房，鼎立表伯已经卸去了外衣，他里面穿了一套发了黄的紧身棉毛衫裤，更显得瘦骨嶙峋，他削瘦的背脊高高隆起，背上好像插着一柄刀似的。他蹲在地上，打开了一只黑漆皮的旧箱子，从里面掏出了一件草绿的毛线背心来，他把箱子盖好，推回到床底下去，我等鼎立表伯穿上背心，颤巍巍地爬上了床，才把灯熄掉。客房里没有暖气，我躺在沙发上，裹着一条薄毯子，愈睡愈凉。黑暗中，我可以听得到对面床上老人时缓时急的呼吸声，我的思绪开始起伏不平起来，想到两天后，在上海父亲的追悼会，我不禁惶惶然。一阵酒意涌了上来，我感到有点反胃。

    “你睡不着么，齐生？”

    黑暗中，鼎立表伯细颤的声音传了过来，大概老人听到我在沙发上一直辗转反侧。

    “我想到明天去上海，心里有点紧张。”我答道。

    “哦，我也是，这次要来美国，几夜都睡不好。”

    我摸索着找到撂在沙发托手上的外套，把衣袋里的香烟和打火机掏了出来，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