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惠娴的车摊设在瑞金路与延安路的交接处，背后是一块正在打桩的建筑工地，四周围着雪白的围墙。面对着瑞金路的石灰墙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红黑体字：“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效益第一节约第一”。童惠娴的三轮车就停放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面。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内外胎挂在三轮车的把手上，而车板上则是自行车的配件，两支打气筒立在树根的旁边。童惠娴的工作写在一块木板上，“修车、补胎、打气”。童惠娴的左侧是另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她在卖报。她们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说，也不打听。她们互称“大姐”，说一些

    闲话，或者为对方换一些零钱。尽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可是她们总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临时的。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从自行车总厂下岗。她的二儿子正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学的。儿子考取的当天童惠娴就预感到下岗的命运了。有一得必然会有一失。生活大体上总是这样的格局。童惠娴在总厂做的是装配工。多多少少算有些技术，摆个修车铺子应该能把一张嘴打发过去。修理自行车无非就是拆下来再装上去，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童惠娴在决定摆摊之前还是生了一场病，躺了一个星期。她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在马路的边上做这种事的，拉不下这个脸面。可是儿子报完到，家里就全亏空了，看病的钱都挤不出来了。童惠娴感觉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里去了，她还是在插队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里头产生过这种感觉的，手和脚全落空了，没有一个地方能落得到实处。董惠娴后来“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头，挂起了“修车、补胎、打气”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笔生意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很脏的捷安特山地车，后胎爆了。童惠娴修好车，认认真真地替小伙子把车子擦回到七成新。后来小伙子问：“多少钱？”童惠娴低了头就是说不出口。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很大方地说：“别找了。”童惠娴没有接。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着这张皱巴巴的现钞，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窝里头，一点一点化开来了，往上涌。一双眼里很突然地汪开了两朵泪。小伙子把十元现钞丢在小木凳子上，骑上车，很满意地吹起了口哨。吹过来一阵风，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掉在了地上，翻了几翻。正过来是十元钱，翻过去还是十元钱。小伙子走远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张纸币，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贼似的。她童惠娴是谁？混了几十年了，十块钱就让她这样了。这一想童惠娴便越发伤心了，拿了一只很脏的手往脸上捂。捂不住，两只手都没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这时候丈夫耿长喜刚从肉联厂下班回来。他站在床边，拉下了脸，说：“告诉我，谁欺侮你了？”童惠娴便用被角把头裹住。耿长喜从铺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杀猪的点红刀，到巷口里头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来。耿长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头柜上，大声说：“你说，是谁？”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说：“没有谁，我自己难受。”耿长喜放低嗓音问：“真的？”耿长喜收起刀，往外面去，临出门时回过头来关照说：“也不要哭得太长了。”

    童惠娴把那张十元钱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么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里头也没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娴骑车走在清晨的马路上，马路潮湿而又空荡。童惠娴长叹了一声，像是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总结：“唉，人哪。”

    一个星期之后耿长喜才知道老婆在外头摆摊了。听完妻子的诉说，耿长喜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早却比童惠娴早起了半个小时。当天晚上耿长喜就笑嘻嘻地问了：“今天生意好吧？”这个混球男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长喜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