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人说话似的。他们的说话多了“不但……而且……”与“因为……所以……”，他们在与大人的交锋当中以“童老师”说的作为一种准绳。童惠娴的话是耿家圩子的“童老师语录”，它验证着正误、好坏，一句话，她的话使孩子们明白了坚持正确与反对错误。孩子喜欢她了，大人也就更喜欢她了，孩子们叫她“童老师”，大人们就再不拿她见外了，一起喊她“惠娴”。舍弃了姓氏是一种“自己人”的称谓，里头就有了最朴素的阶级情。女人在这一点上有先天条件，她和什么人“睡了”，她就必然属于哪个阶级，“地主婆”不就是睡错了床吗？而惠娴也开始用里下河一带的方言与人打招呼了，诸如“可曾吃过呢？”诸如“上哪块去呀？”随着大儿子耿东光的降生，童惠娴知道自己的“根”在这块姓耿的土地上是“扎”下来了，什么是“根”？根就是泥土的纵深，泥土的植物部分。

    这不就是生活？童惠娴问自己，生活不就是大家都这样，而你也这样了吗？平静下来了，“认了”，其实生活就开始了。

    但童惠娴并没有平静，并没有“认了”。她瞒得住自己，但瞒不了梦。藤蔓一旦有了断口，梦就会找你，梦就会挂在那个断口上，以液汁的方式向你闪耀最清冽的光芒，向你诉说攀扯的疼痛与断裂的疼痛。童惠娴一次又一次梦见徐远，他就站在河边，脖子上套着手风琴的琴带，满面英俊，精力充沛，快活而又自负的模样，童惠娴就靠过去，像藤蔓一样，小心地、卷曲着地、无比柔嫩地靠过去。但每次就要攀援上去的时候她就断了。断口流出了液汁，她无能为力。随后徐远就拉起了手风琴，2/4拍的，又单调又粗鲁。随后童惠娴就醒来了。那不是徐远的手风琴，是耿长喜在打呼噜。耿长喜在喊完了“姐”与“鸽子”之后通常要打呼噜。他不太喜爱吻、抚摸、悄悄话。他就会扒衣服，扒完了就“鸽子”，“鸽子”飞走了就睡。这个过程差不多在晚上九点之前，而到了凌晨四点童惠娴差不多就醒来了。四点到六点是童惠娴最清晰的时刻，也是最恍惚的时刻。她每天都要经历这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头她不是“童老师”、“惠娴”，而是“童惠娴”。每天都有这两个小时她避不开自己，就像水面避不开浮云，燃烧避不开灼痛，秧苗避不开穗子的叹息，麦子避不开雪白的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