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枣在这样的日子里越发追忆自己的学生生涯了。那种生活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就在昨天，可是红枣认定了自己不是在追忆，而是在缅怀。所有的往昔宛如自己的影子，就跟在身子后头，一回首或一低头就看见了，尾随了自己，然而捡不起来，也赶不走，呈现出地表的凸凹与坡度，有一种夸张和变形了的异己模样。但是异己不是别的，说到底依旧是自己，只是夸张了、变形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己，昭示出自己的一举手与一投足。红枣不知道这些日子为什么这样关注自己的影子，真是自艾自怜了？真是病态的自恋了？他说不上来。

    而那个下午这种印象似乎又强烈了。

    那个下午红枣去填写一张表格。办公室的张秘书看见红枣过来，很客气地说：“红枣来啦？”红枣愣了一下，还没有习惯别人称自己“红枣”，有些别扭。红枣很客气地说：“还是别叫我红枣吧，耳朵听惯了自己的名字，有些排异呢。”李总好像听到红枣与张秘书的说笑了，李总故意问：“排异什么呢？”张秘书知道李总从来不说闲话的，就夹了墨绿色的文件夹走进另一间办公室去了。红枣说：“我说我的耳朵排异，听不惯别人叫红枣，还是叫我的名字吧。”李总眨了两下眼睛，又很缓慢地眨了最后一下，反问说：“为什么？”红枣想不起来为什么，就笑，说：“不为什么。”李总扶了扶眼镜，也笑，突然说：“排异是一个医学问题，我们不能让器官去适应身体，相反而应当让身体去适应器官。如果不能适应，毁灭的将是自己。”这是一句玩笑，然而，红枣一下子就闻到自己“身体”的气味了，他一下子就从这句玩笑话里头体味到一种凶猛、一种凌厉。李总补充了一句，说：“这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李总又开玩笑了，对红枣说，“回去站到镜子面前，问自己，我是谁？问到五十问你就知道了，你不是红枣还能是谁？”

    红枣在那个下午一直回味李总的话，他一次又一次回想“排异”。想来想去都有些害怕了，居然有些寒飕飕的。他在黄昏时分望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又大又长，在那道围墙上又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儿，贴在地面与墙面上。影子在这种时候已经比“自己”更具备“自己”的意味了。或者说，影子是更本质的，可供自我观照的自我。红枣对影子承认说：“你才是耿东亮，因为我是红枣。”

    然而更大的问题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对母亲。红枣在这个黄昏躲在了沈阳路的另一侧，他站在商店的玻璃橱窗的里面，买了一瓶酸奶。他装着专心喝奶的样子打量马路对面的母亲。母亲正弓了腰，高耸的打桩机正做了母亲的背景。咚的一声，又咚的一声。他与母亲之间隔了一层玻璃、一道水泥路面。大街像一条河，而玻璃像一层冰。红枣找不出一种语言在母亲面前解释自己。就像鱼不肯在水下面对人。红枣喝完了酸奶就心事重重地走开了。走出好几步才被店主拖回来，“还没给钱呢。”店主说。红枣挣了钱之后已经是第二次忘记付钱了。

    把儿子送进大学，再看着儿子从大学毕业，这是童惠娴作为母亲最重大的、也是最后的梦。是儿子亲手毁掉了这个梦。这里头有一种百般无奈、分外失措的无力回天。

    更糟糕的是红枣无枝可栖了。家回不去，而学校也就更回不去了。住在哪里，成了红枣最迫切的问题。

    整个晚上耿东亮和酒鬼对坐在吧台上，开始后悔下午的轻率举动。怎么说也不该在那张合同上随随便便地签字的。酒柜的挡板是一面镜子，镜子映照出诸多酒瓶，在酒瓶与酒瓶的空隙之中映照出耿东亮的脸。那张脸是残缺的、怪异的，有酒的反光与蜡烛的痕迹，那张脸不是别人，是红枣。红枣的脸在酒的反光之中残缺而又怪异。

    镜子的正面与反面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个是耿东亮，一个是红枣。他们显现出矛盾的局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