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铁红，中国人，虽然我有着中国和犹太的双重血统，现在拥有的是美国国籍，但我觉得自己更像中国人。虽然我有好几个名字，中国人叫我铁红，犹太人叫我拉结·埃兹拉，美国人则叫我珍妮·里恩，但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你瞧我的汉语讲得多好，是标准的京腔。我到十六岁才离开中国，这是我的家乡。我的长相和普通的中国妇女没什么不同，你如果不很仔细地观察我，可能看不出我的犹太血统。比起我母亲伊利亚，我的长相更接近我的中国父亲铁山，他在2004年以外交部顾问身份死于北京协和医院。

    关于我父母在中国的著名故事，已经有中国导演跟我联系，要将他们的事迹拍成电影。今年6月，我作为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水下摄影设备公司的驻华代表来到北京，他们表示出对这个故事的浓厚兴趣。他们对这个故事的评价使用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词:爱恨情仇。我说，如果你们这么拍，就是对我父母最大的不敬。

    对我来说，父母的所有故事都和公路有关，这是一个关于公路的故事。没有公路，就没有他们的相遇，也没有我。但要说到我母亲，光讲公路是不行的，必须先说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阿尔伯特·立西纳，这是典型的德国犹太人名字，是他把母亲从德国带出来，逃往中国上海，然后又辗转进入云南，最后出现在一条烟尘滚滚的公路上……

    1941年的冬天，德国犹太人阿尔伯特和伊利亚惊魂未定地辗转来到了中国上海，寻找阿尔伯特的叔叔撒拉铁·立西纳。撒拉铁在1938年1月率妻子和女儿先逃到了上海，那时阿尔伯特的父亲西格门·立西纳还呆在柏林，存留在最后的幻想中。这位在一战中曾经为德国而战的犹太人，因为手中那张可怜的“手工业者证明”，以为能逃过劫难。他的父亲伊扎克·立西纳拉比①，在柏林玫瑰街犹太会堂被德国人乱石砸死后，西格门仍不愿离开德国，他不相信这场骚乱真的会变成一场灾难，但灾难发生了。这个当时担任犹太人委员会委员的西格门居然相信这样的准则:牺牲一些，拯救多数。然而在当年的6月，他自己的灾难降临了。

    阿尔伯特和伊利亚的父母被送到德国南部的达豪集中营。从达豪集中营逃出来的人描述了阿尔伯特父母的死亡情景:他们被派去挖一条沟，西格门领着一队人唱着歌走过集中营大门，门上写着“劳动意味着自由”。西格门挖完了沟，他看到一幕可怕的景象:犹太人被命令排成队，伊利亚的父母随队伍进入沟里，机枪响了，被击中的人像弹簧一样跳动着……血在蔓延，腥气随风吹过，西格门几乎要窒息了，他看见堆积的尸体浸染着鲜血。纳粹命令他和那些还未处决的人往尸体上撒漂白粉，德国人称这是由于“卫生原因”。

    覆盖上一层尸体，西格门就往上撒一层漂白粉。他吓得魂飞魄散，但到此刻他仍然相信，能担任撒漂白粉的工作是一种死亡豁免，这是因为自己曾为德国而战。他看见行刑队累了，坐在土堆上吸烟休息。行动进行到了一半，三十个纳粹已经杀死了一百五十个犹太人，耗时一个半小时。

    休息后行动继续进行。西格门撒完了最后一筐漂白粉，他和妻子被命令进入沟里。他几乎不敢相信死亡已经到来，他趴在伊利亚父亲的尸体上，喊了一声:我的神，我的神！子弹就像暴雨一样射过来。临死前，西格门闻到了漂白粉和鲜血混合在一起的呛鼻味道。

    阿尔伯特听到父母死亡的消息时伤心欲绝而又惊恐不安。他和伊利亚在当地一名神父的帮助下逃出了德国。当时愿意接收犹太人的国家都要收取2500英镑的费用。阿尔伯特不可能支付如此昂贵的费用，他和伊利亚来到了苏联境内的乌克兰，然而苏联也是排犹的国家，阿尔伯特决定取道西伯利亚到中国寻找叔叔撒拉铁。他的手中有一封信，是叔叔寄给他的，撒拉铁让阿尔伯特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