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下课了，我挟着教案本走回自己的住屋，不禁一愣，秀花惴惴地坐在我的那把唯一的办公椅子上，怀里抱着个正在哺乳的娃娃，这是实在料想不到的事。她看见我进门，慌慌地从椅子上站起，移坐到床沿上，把椅子给我腾出来。民办中学一切都很困难，给教员连第二把椅子也无法配备，任何人来访，反正只有一把椅子可坐。

    她说孩子闹肚子，十多天了，总不见好，实在抗不过去，今天才抱到公社卫生院来就医，看完病了，想立马给孩子喂下药去，因此找到我这里来讨开水，好给孩子喂药。

    这是她来找我的正当理由，显然又是很勉强的措辞，我料就她来找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肯定是有关惠畅的情况。我已经从她说话时偷偷扫瞄和我同室而居的乔老师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贼一样惊慌不定的眼光。我就和她先拉一拉闲话，把开水倒给她，好让她给孩子喂药。

    她给孩子喂药，孩子哭起来，把头往她的腋下钻，企图藏躲起来。她两声委婉的哄劝，又两声严厉的禁斥，软硬兼施，还是把一小半白色的药面儿撤在孩子胸膛上了。

    她的变化之大，真是令人惊异。印象中的蕴含在眼睛里的羞怯和妩媚，全然褪尽了。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这种变化，她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像是水汽和薄雾弥漫的小河川道早春二月的田野；现在呢？恰如收获净尽的秋风萧瑟的晚秋了。她瘦了，许是哺乳的原因，脸颊上的丰腴的红晕消失了，黄色中透着青色。最使我感到变化明显的，仍然是那双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缕明显的惊疑不安的慌乱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