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源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有趣的是，惠畅的第一篇小说《小河秋高》，正是经过他的手发表在省报文艺版上。近二十年了，他没有见过作者的面，倒不奇怪，经他的手编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惠畅一人。令他吃惊的是，作者竟然遭到这样野蛮的待遇，真是无法想象的事。

    “一个农村青年，刚发了一篇习作，连人家的书籍也给烧了，稿费也退赔了，这简直没法说……”老肖虽然早已跨入中年，情绪仍然很容易激动，“我接到惠畅给我们编辑部的信，看了以后都流泪了……”

    “没收人家稿费干什么？”文化局长也愤愤然，“农村里有些人尽胡整！”

    惠畅把自己的遭遇向报社申述了，因为《小河秋高》的稿子当年是由老肖处理的，现在就仍然由他和我们县文教局联系，共同处理这件冤案。经过与当地公社联系，公社党委也不怠慢，而且提出稍等几天，等惠畅家的地主成分复查完毕，一次过手，彻底地平反。

    平反大会是庄重的，热烈的。公社书记者王一个一个宣布对惠家庄的许多陌生的名字的平反决定，土台上居然站下一排溜，惠畅和他戴过十多年地主帽子的父亲站在那一排溜人中间，一样的黑布棉袄，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从外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可以区分开来。老肖默默地坐着，夹在指间的烟卷已经烧着指头，才扔掉了，回头对我感慨起来：“啊呀！这么小的一个村子，竟然有这样多人遭到冤枉，真是不可思议！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遭遇不好，农村似乎没多大事儿！今天一看哪… …真可以说是城乡里外，体无完肤了……”

    我听着他的话，却在想我的心事，那个乘风而起的团支书，此时该作何感想呢？我留神在台下的人窝里睃寻他的踪迹，终于没有能够看见他的也许已经变得不好辨认了的面孔；而意外地在人圈的外围，看见了马罗大叔。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们村离惠家庄五六里地，他也赶来看热闹了吗？我坐在台子一角，看见马罗大叔双手背在腰后，翘起胡须花白的下巴，瞅着王书记在讲话。老汉老了，背也有点驼了，粗壮的腰身虽然还显着粗壮，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