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 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