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满意的和不大满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优烦顿然宽舒了。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象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

    “叫娃快走！”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

    “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

    “哈哈哈……”何永槐大笑，“你把你三十年喝的酸辣汤，让他尝一尝，他就灵醒了！”

    景藩老汉和老朋友何永槐，大声嘲笑着儿子的愚蠢行动，现在还想在农村大干一番事业，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老汉喝得尽兴，谈得畅快，苍茫暮色里，告辞回家来了。

    和老朋友何永槐一席畅谈，景藩老汉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必须尽快地跳出冯家滩这个泥沼。进门来一眼瞅见马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难以相信老伴的话。现在，公社的章子盖到合同上了，老汉给德宽和牛娃分别打过招呼了，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因素全都排除掉了，只等儿子明天带上介绍信到县饮食公司去报到了。但他看出了儿子的心病。为了彻底打消儿子还想在三队干什么事业的愚蠢想法，他从里屋走到前院，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

    马驹一扬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提醒父亲，儿子脚上负了伤，他还拿不定主意哩！

    “迟去一天半天问题不大，只要你主意拿定。”景藩问过儿子的伤情，直逼着问，“你实说，你的主意定下没有？”

    “定下了。”马驹说，“昨晚跟你说过了……”

    “你的主意没拿定。”景藩老汉仍然盯着儿子的眼睛，把潜藏在心里的危险索性揭破，“我能看出来，你三心二意。”

    “我……没有。”马驹口里支吾说。

    “你心里有啥为难事，尽管说。”景藩看着儿子支支吾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