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的走，降的降，有些人没了踪影，唯他是得了提拔的。他当了许多年文书，从来没有写完过一个报告。但是他嘴乖，人缘好，经他三磨两缠，就有人代劳了。他却又偏喜爱舞文弄墨。有事无事，总是冥思苦想，夜里常熬到油干尽，写诗作赋。一写就是几百行，几千行。走在路上，时常见一个熟人就把人家拦住，说我有一首诗，念给你听，你务必指点指点，不吝赐教。然后他就不由分说地翻了白眼，背诵起来。起先人们还尽可能耐心地听一会，再讲几句“不错，不错”之类的客气话，只求脱身。后来，只要迎面看见他，刚打完招呼，马上就说“很好，很好”，便赶紧落荒而去。他听了这些反映，更添了百倍的自信，也就更加辛勤努力地走文豪的路。他的那些杰作，大多发表在机关逢年过节和什么纪念日的特刊上。特刊出来，他便一只手托起另一只夹烟的手，在特刊前站上老半天，让烟雾弥漫了全脸，极陶醉地沉浸在自己艺术创造的幸福中。平时说话，他也都尽量注意合辙押韵。讲工作方法，就说，调查研究是个宝，群众路线最重要；讲个人修养，就说，党是春雨我是苗，有了成绩不骄傲，等等。他对诗也确有研究，研究对象只有一个，便是领袖的诗词。已经公开发表和红卫兵传单上流传出来的那些，他都能倒背如流。而且晓得有几多首是写于本省的；或写的是跟本省的人事有关的，各占领袖全部诗词作品的百分之多少等等。统计很是精确，是这方面研究的权威。让小冯来当三百例写作组的组长，看管另外几个人，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

    写作组的另外几个人分别是艾老、老董和小丁。艾老是镇小学的赤脚老师，先前在外地一座矿山的子弟学校教书。六十年代初写过一个剧本，在全系统的文艺汇演中得了头等奖，名字和照片登了报。却惹了祸，老籍地方政府和社教工作队来函，指他为漏划并逃亡隐匿的工商业主。事实确凿，并不冤枉。高中毕业后，他在老子的店铺里确实当了一年少老板，风闻“土改”才出走的。他走得远，也偏僻。矿山上，人也是比别处的粗心。给他瞒过许多年。终究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被遣送回了老籍。作了若干年田，一把鸡似的细骨头，只差没有给牛拖烂，后来被镇上一个寡妇熬怜，寡妇是几代贫农，抵消了他的一部分罪恶，使他有了吃粉笔灰的资格。虽是民办的，到底力所能及，算是很不亏待他了。

    老董是六八年的下放干部。之前在地区报社当记者。一度是报社的台柱子。他曾经采访过一位在当地风景区庐山作短期休养的苏联女专家。后来就建立了通信联系，女专家撤回国之后，也没有中断，直到两国正式交恶。听老董当时的口气，那位年龄跟他相仿的女专家似乎不只是爱上了中国，而且还爱上他了。末了自然是不了了之。但“文革”期间这桩事还是被人糊了大字报，质问他是不是当了苏修特务。他一下吓蔫了，过了两年提心吊胆的日子，第一批就坚决要求走了“五七”道路，下乡接受再教育。

    三个人中，小丁差不多是晚辈。他是从省城下来的知青，在当地无亲无故，加上出身有些问题（祖父是旧社会的伪职员），很久都没有调上去。去找他的时候，他样子很惨：一脸黄皮寡瘦，至少半年没有剃的头乱蓬蓬地像鸡窝，身上衣眼扣子全掉光了，用根草索拦腰勒住了事。收工之后，一个人下河挑水，一个人烧一口先前供几十口人煮饭的锅。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很是凄凉。凄凉归凄凉，却狂。平时一顶帽子压在眉毛上，见谁都爱理不理。这几年，比他出身更黑的知青都前后走了，独他没有动静。他也没有打算求哪个的意思。不出工的时候就一个人关了门门头写小说。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很伟大。那些小说虽然无处发表。但给他赢得了一个穷秀才的名声。小镇乡下人对从那间瓦屋门缝里漏出的灯光很有些神秘感，觉得里边说不定真住了一位文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