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

    “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兼工商业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