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内心折磨之苦、眼看就要被恐惧所压倒、但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的K，在那个阴沉沉的雨天来到了大教堂。他到底是被骗而来，还是遵从神秘的召唤而来，这之间毫无本质区别，他个人的看法是毫不要紧的，因为他是自愿的。身穿黑袍的杂役成了领K走向最后审判台的领路人。这位奇怪的引路人，并不向K明确地指路，只是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让K自己似乎是无意中走到了小讲坛的那一边。那小讲坛就是审判官的位置，神父一会儿就上来了。在这个低矮、连腰都伸不直的、折磨人的小讲坛上，神父开始了对K的审判。K开始只想逃走，后来却又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只是看起来像偶然的）而留了下来，在那死一般寂静的地方，独自一人面对神父接受了对自己的审判。这是怎样一场审判呢？我们看到，整个过程既没有具体定罪，也没有任何盘问，神父与K之间那场关于法的讨论也像是在夸夸其谈。但这只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才是这样。一旦我们真正进入神父的思路（就像K强迫自己所做的那样），立刻就会感到，这正是一场最后的、生死攸关的审判。在这场审判中，神父为K描绘了K自身那凄凉的、毫无出路的生存蓝图，所有的谜底都在那里头得到了揭示，只是将结论作为最大的谜留给了K自己。神父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如此明白底细？又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现身？为什么K与他的全面既像是预先决定，又像是不期而遇？为什么K在如此暧昧的情况下见到他，却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当我们读完这一段，就会发现这位神父多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要回避的那个影子，多么像只有当我们灵魂出窍时才会见到的那个人！是的，神父就是K一直将他抑制在黑暗深处的那个自我，他在命运的最后关头于黑暗中出现，来向K讨还债务了。只是这不同于一般的讨债，这是K自己向自己讨债，神父不过是以他清醒的分析促成了这一事件。审判结束时，K心中残存的那一丝侥幸心理被神父当面击碎，真实呈现于眼前。

    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就会发现，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中，K的自我并不是在神父之前一直缺席的，它曾经由多个人物担任，这些人物随案情发展而轮流出现。只不过在案件的初期阶段，由于K认识上的模糊，也由于对世俗的迷恋，这些自我的替身在他的眼中才显得分外陌生，特别不能接受而已。逐步认出这些人的过程就是审判的过程。核心的人物是看守，打手，检查官，画家与律师；其他的一些人物则是他们存在的补充。这就是说，K周围的这些人才是K的本质，本质是相对不变的，K自身倒是不断演变的。K只有通过不断演变（不断向法靠近），才会认出自己的本质，而本质又是通过K的演变来得以体现，否则无法确定其存在。K演变的结果使得每一阶段的自我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从单纯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然而不论面貌多么不同，他们都是执法人。变化的只是K，K没有确定的罪名，因而罪犯的身分也是不确定的，由于身分的悬置，他必须要不懈地努力，以消除（或确定）自己的犯罪嫌疑，改变自身不确定的局面。这样，K就成了自我存在的形式，一种永不安宁、不断向上（或向下）、向着完善（或毁灭）而演变的形式。这些体现自我的角色尽管有着相同的本质，在发展中呈现的面貌还是各不相同的。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越是处在认识低级阶段的角色，生活气息越浓（如看守、打手的俗气），越到了高级阶段，角色越变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偶象（如神父）。所以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抽空生活的过程，这种抽空发展到顶峰，K就根本不能生活了。K的身上有一种十分危险的走极端的倾向（或称为自杀倾向），他凡事要弄个水落石出，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在那间令他呼吸困难的阁楼上，画家向他指出了两种出路，这就是“表面宣判无罪”和“无限延期”这两种活法。画家苦口婆心地解释，内心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