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初衷背道而驰。他一同那女人见面就把自己事先预定的任务搁置一边，先同这女人鬼混了再说（美其名曰：从法官手中争夺女人）。后来他又同作为候补执法人的大学生争风吃醋。他总是身不由己，离理性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法的魔力在作用于他。于不知不觉中，与法的对抗变成两种意志的较量了与自己的理性的对抗，变成了一连串的胡闹，他就在这胡闹中洞悉了法的秘密，同法达成了妥协和统一。

    第二次审讯已抛弃了被动的外壳，内在矛盾成了唯一的驱动力，因而比第一次显得少了些迷惑，多了些孤注一掷的味道。第一次审讯K主要考虑的还是撇清自己，这一次却是要去调查法庭的腐败了，完全是主动出击的派头。而同时，他那下流的本性也比第一次暴露得更多、更充分。性欲成了理念的反讽，分裂的人格导致滑稽剧底下演出着严肃的人生正剧。当我们说这是一次审讯时，指的就是这种二重性——既是法对K的继续审讯，也是内在的K对外部的K的继续审讯。空空荡荡的审讯室，无人的开庭，男女之间的胡闹与争风吃醋，从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嘲讽，其实暗含着严峻的性质。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理由，连死的理由和借口都被剥夺了，他只好活下去了。但法要求的又不是纯粹的赖活，不是无可奈何的活，而是要由自己内部生出理由来，为这个生出的理由全力以赴地活，并在活的过程中将这个理由又一次否定。K到了法庭后因为没人管他，他就只好自己来寻衅闹事了。他恶意诽谤桌上摆着的法典，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他抱着亵渎的心理同听差的女人鬼混，还同法律学生打架争夺这个女人；之后他又在法庭办公室羞辱坐在过道上等候的被告，还口出狂言，将法说得一钱不值。这一次，他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无耻之徒，颇有街头流浪汉的派头了。这并不是说，他不再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规定自己的行动了。他仍然在进行那种不懈的努力，不论干什么他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他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是为了表明自己无罪；他同女人鬼混并为了女人打架是为了证明法的腐败或法不成其为法；他羞辱被告是为了当众宣布法的荒谬，从而抹杀法的存在地进入办公室是为了调查这个机构。所有的理由都是自欺的努力。他在自欺中闯进法的内部后，法于不言之中对于他的造反行动给予了最好的回答，这就是：法不但存在，而且可以随时毁灭他——办公室里的空气就可以让他丧命。这个回答同他理性上的努力相悖，同他潜意识里的觉醒相吻合。所以在经历了这场历险之后，他意识到也许他体内在酝酿着一次剧烈的变革，以迎接一次新的考验；同时他又认为自己还拥有自主权——即继续自欺的权利。理性和欲望在此达成暂时的妥协。

    听差的女人作为法的帮凶，将法的意志表现得惟妙惟肖。她的一言一行都是诱惑的，引起冲动的，K简直没法抗拒。糟糕的是她一边引诱K，一边又用她的丑陋和卑劣来打消K的欲念。这一场纠缠实在糟得不能再精了，倒不是因为K没有得到女人，或K被彻底羞辱，而是因为K投入感情纠缠了一通之后，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自己倒底是喜欢她，渴望她，还是鄙视她，要躲开她？一切都没法确定，也似乎毫无意义。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成了个傻瓜；他这个傻瓜还不想走，又去和听差本人诉说他老婆的可恶之处。而听差本人说起话来更老道，更暧昧，他完全称得上是法律专家。可能他觉得自己光是说一说还不够，口头的宣传印象还不深，所以他怂恿K身临其境地去受教育，以便把自己的地位彻底槁清，将这一场审讯很好地完成。

    虽然在这一次审讯中K的态度有孤注一掷的味道，但又并不是那种底气很足、很坚决的孤注一掷，而是同以往一样，犹豫着，犹豫着，不知不觉就做下了不可挽回的事。每一举动仍然是内部冲撞的结果。既然不开庭，为什么不回去？是为了不白来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