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油麻地镇镇长李长望的儿子李大国，在省城已混得很有人样儿了。这小子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路悄然无声，却一路顺风顺水。在油麻地读书时，他很少与其他孩子来往，喜欢独处。在油麻地人的记忆里，这小子总是拿一根木棍、枝条之类的东西，独自一人，在深巷里走动，或是用棍子敲打地面，或是一边走一边用棍子的一端在人家墙上留下一条长长的印迹。人问他话，他一般不作答，仿佛没有听见，依旧玩耍，依旧走他的路。油麻地没有一个人在意他，而就在这不在意之中，他从乡下的小学考

    入城里的中学。从此，十天半个月，油麻地人才能见到他一次。他在不停地长高，越来越有李长望的模样，但却没有李长望的野气与雄风，反而越来越显得文弱，像个书生。他与油麻地，油麻地与他，更是一天一天陌生起来。人们看到，他从城里回来，大部分时间是坐在油麻地的最高处———一座废窑的顶上，看大河，看芦荡，看炊烟袅袅的油麻地小镇。这一印象淡淡的，浅浅的，油麻地人依然没有在意他。那年秋天，他竟然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油麻地人的心震动了一下。然而，他却显出一番无动于衷的样子，安静地呆在家中，要不还是坐到那座废窑的顶上。后来，他去念大学了，很少再回油麻地。即使回来，还未等镇上有多少人看到他，便又走了。后来，听说留省城工作了，但油麻地人搞不清楚他在省城究竟干什么工作。偶尔，他回来一趟看看母亲，都是速回速去，几乎了无痕迹。

    油麻地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多少年后李大国会重返油麻地并在一段时间里主宰这里的天下。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省政府办公室。本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他头脑清楚，聪明伶俐，手脚勤快，有人缘，有人气，有能力，做事有分寸，拿捏得当，有点儿才气，加之还有一点儿乡下人的朴直，不到一年就做了科长，然后又做了副处长。这回组织部找他谈话，话虽没有挑明，但他听得出上头有让他去瓢城承担重要工作的意图，要安排他到基层挂职。告诉他，他马上便可去瓢城。到何处去挂职，由瓢城的组织部门安排。他没有多作停留，匆匆收拾行装，第二天就赶到了瓢城。瓢城的组织部门早已接到上头的通知，见了他，十分殷勤。他从这番殷勤中感觉到了他日后在瓢城的位置。但他小心谨慎，万分的平和与谦逊。当谈到挂职一事时，他说:“我到最基层，那里最锻炼人。”组织部门知道上头日后对他的安排，觉得将他放到最基层去挂职不妥，建议他去一些中层单位挂职，他却固执地坚持:“还是去最基层吧。”组织部门劝说不了他，只好作罢。在商量去哪一个具体基层时，他像是早已考虑好了，说:“去油麻地。”随即，他说，“那是我的家乡。我是油麻地养育大的，正好可借这个机会，为家乡做点儿事情，也算是报答父老乡亲。”组织部门觉得他的选择是有些道理，并为他不忘家乡的精神所感动。但也感到为难: “在油麻地安排一个什么职务呢?”他情况透熟:“油麻地的党委书记是杜元潮，他已经到了年龄了，可以退居二线了。组织上如果放心，在还未向油麻地派新的一把手之前，我可以暂时负责那里的工作。”组织部门同意了。

    于是，杜元潮被通知上来谈话。杜元潮还想干几年，但现在既然组织部门让他退下来，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他问谁去接替他的工作，组织部说过不几天就知道了。当天，他就留在了城里的那幢大房子里。晚上，他与采芹睡在那张大床上，说起他要退下来将有新人去油麻地接替他的工作时，二人都未想到李大国。杜元潮说:“退下来也好。退下来我就能常住在城里，跟你天天在一起了。”想到自己常将采芹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守着这幢房子，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他感到自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