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下篇(5)-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人),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公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做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组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回到我的铣床之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如能跳出牢笼,怎么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