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微的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时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3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我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绪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去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

    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己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

    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

    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

    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

    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去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

    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

    ……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

    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

    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

    波住在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

    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然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她在信中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部门也要看看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我的材料。她让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属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属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的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