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于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当年他仅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 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叮叮当当震耳欲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在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不闻。

    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还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叮叮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现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五七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入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的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将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也很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