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下篇(10)-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经成了定局,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了,但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