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身体不好，长期休养。静极思动，异想天开，看了几本文艺杂志，动起念头要写小说。拿谁作模特呢？他想起了邵家二兄弟。

    哥哥名叫邵清远，抗战时随同学流亡到大后方，在重庆念了两年土木专科，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中途辍学。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中国合作修筑史迪威公路，需要翻译，他报考当了翻译。他学过土木，人也聪明，滇缅公路通车时，混上了“技正”的头衔。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还都”。在南京大兴土木，他跟随过的一个美国人到南京开了个营造厂，把他约了去，名为工程师，实际上还是当翻译。因为那个美国人当工程师有瘾，虽是老板，工程上仍事必躬亲。同时对邵清远的技术水平不摸底，不太放心。

    解放后，邵清远以工程师头衔，安排在建筑公司技术科工作。这倒不是对他技术上摸底，而是因为对他政治历史不大摸底。

    邵清远的弟弟叫邵明远，比哥哥小十来岁，没去过大后方，进了敌伪时期的北京大学，学建筑。日本学校分科和英美系统不同，建筑和土木不分。所以他既懂点艺术，又懂土木工程。国民党接收北平，城里到处抢房占房，没人盖房。他拿到文凭后就背个书包在西单商场给人剪影混饭吃。解放后进了建筑公司。他政治历史清白，有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一报到就分配当施工队的技术队长，干了几年，到一九五三年时已是一个工地的技术主任，干得很不错。

    本来在起点线，弟弟比哥哥有利得多，可是，一九五三年出了件事，哥儿俩的境况就扭了个儿。

    一九五三年，从苏联请来几位专家，在北京郊区建立一个模范工地，也就是用苏联的先进技术向全国示范，弟弟受到信任，派到这个工地当技术主任。

    这时弟弟已有几年现场施工经验了，对中国建筑业的特性也有了许多体会和认识。才出生的牛犊，再背点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小包袱，三弄两弄，和苏联专家顶起牛来。详细情形不太清楚，反正双方都拍了桌子。邵明远说：“你是工程师，我也是工程师。我作为主人尊重你。你作为客人，不能下命令要我照办。我们有争论可以到上级单位解决。”专家说什么，不表它了。苏联专家大多数在作风上和技术上都很有修养，也很讲礼貌。可是要说个别人技术上二把刀，思想上有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算稀奇。结果是公司领导决定把弟弟撤下来，换个别人去与苏联专家合作。开会公开征求意见，问谁愿去，没有人报名。要大家推举，技术科推举了邵清远。邵清远虽谦虚了几句，可没有拒绝。这样弟兄二人就掉换了位置。

    李青是在模范工地完工典礼时到这公司来的。这时邵清远已当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晋升副总工程师了。据说这两项“工程”也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积极建议。因而有的技术人员背后有些非议。可是李青参观了刚刚竣工的宿舍大楼，并且和邵清远作了两次谈话，认为这些非议并不公平。楼房盖得很好，敢说是新中国建成后，头一批职工宿舍中水平最高的。两居室，有挺大的厨房，有厕所，还有个四平米的储藏室，宽敞、舒适。邵清远为人谦虚，并不宣扬自己。除去提到他弟弟时用作兄长的口气批评几句，从不说别人的不是，而且办事看问题很讲政治原则，这在解放初期的技术人员中很难得。

    李青曾问他：“您在模范工地取得很大成绩，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他说：“没什么经验，谁来当模范工地的主任，也是这个结果。工地最后会评为先进集体，主任也要选上先进人物。因为这是中苏合作的试点，必须成功，必然成功。而且要大力宣传。”

    李青说：“那怕不一定，您的前任不就……”

    “你说我弟弟？”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学的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建筑体系，又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