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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战的首都——重庆。

    当史迪威还是一名年青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历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们的女儿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然而，曾在史迪威心中留下美好印象的重庆山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

    即使在这样令人心酸和困难当头的日子里，国民党政府仍然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政府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被当做“异党分子”抓进监狱，民主人士受到恐吓和监视，报纸新闻隐瞒事实真象，专门报喜不报忧，重庆大街小巷的茶馆里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警语。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暴虐和黑暗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史迪威兴奋地给马歇尔将军写报告，说中国到处可见大批吃苦耐劳，生命力强盛的民众。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再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很难产生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委员长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乌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委员长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委员长亲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蒋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的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委员长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国军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委员长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委员长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蒋委员长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委员长交待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

    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２

    缅甸眉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