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吃得很慢，他因为中风，一只手不大灵便，慢慢往口中送饭。他说：“护商。我们为马帮提供武装保护，商人交保护费。另外我们在管区内抽取一定比例的税收。”

    我停止咀嚼，说：“你们不种罂粟吗？比如贩毒，做海洛因、鸦片生意？”

    丰先生显得很有准备，他稳稳地回答：“部队有时也做一些生意，比如第三军李文焕就靠做生意起家，至于他怎样做，做些什么你去问他好了。我们第五军从来不做毒品，如果有人悄悄做，那是个别人的事，不是部队行为。”

    我怀疑地说：“最困难的时候，比如李国辉时代，段希文时代你们也不种罂粟，不做毒品生意吗？外面很多报刊可不是这样说的。”

    丰先生放下碗筷，慢慢抬起手来抹抹嘴巴说：“外面说法很多，好像金三角人人都是毒品大王，这不是事实。其实在金三角，种罂粟很正常，甚至比种粮食还简单，因为罂粟是懒庄稼，收入高，一亩罂粟要抵十亩粮食，种粮食多辛苦，还不值钱。告诉你，我倒是亲自种过粮食，因为要吃饭，但是没有军人种罂粟。种罂粟都是山民；佤族、掸邦、傈僳族，国军坐地收税，干吗自己去种那玩艺儿？”

    我心头一抖，有些茅塞顿开。我继续紧追不放说：“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们国军是靠抽毒品税养活队伍？而金三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地，客观上与你们国军这种刺激政策有关？”

    老人面有愠色，他不快地质问：“你是什么意思？告诉你，长期以来，我们协助政府维持山区治安，查禁毒品和走私活动。政府按编制发给一定补助津贴，台湾方面也不定期给予资助。我们全体官兵转为农业生产，屯垦戍边，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

    “屯垦戍边”这个熟悉名词，令我想起我曾经当知青的生产建设兵团。我说：“你们国军抽税怎样抽，护商怎样护，还有您亲自参加过护商没有？请谈谈好吗？”

    丰老先生打个大大的哈欠，摆摆手说：“你刚到，先安顿休息，时间还多，以后再谈吧。”

    但是我坚决地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您认识坤沙吗？您个人认为他是怎样一个人，是十恶不赦的毒枭吗？”

    丰老先生懒懒地回答：“我同张奇夫(坤沙)算老邻居吧。他坏不坏不由我说，但是我知道，他为地方上，就是掸邦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本人不吸毒，掸邦革命军也不准吸毒，三次吸毒(者)枪毙。他不是第一号毒品大王，那是政府栽赃给他，比他大的毒贩有的是，都安然无恙。外人不知道内情，都让政府蒙蔽了。前年(1996年)坤沙投降，金三角毒品并没有减少，照样生产走私，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我头次听到如此高论，不禁目瞪口呆。需要补充一句，鉴于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多为前李弥第八军老部下，而我曾在长篇纪实文学中专章描写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所以我专门携带若干本国内和台湾版本的，分别赠送当地一些重要人物以及华人会馆。我的良苦用心当然不言自明，事实证明，这个明智之举为我深入金三角采访起到不可估量的铺垫作用。

    3

    我的目光紧随五十年前李国辉的脚步移动。

    当我无数次注视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李国辉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不可避免地落入我的视野。我看见他年轻有为，雄心勃勃，却又面目神秘，上窜下跳，常常让你看不清楚。他行踪诡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穿行于金三角历史风云之间。李国辉时代没有哪一件大事少了他的身影，他就是一度占据复兴部队参谋长高位的前情报科长钱运周。

    关于这个神秘人物，我所能知道的，仅是他在八十年代突然失踪，不知去向，成为金三角无数尚未揭开的谜团中的一个。对于他的情况，包括战争年代的活动，人们缄口不言，似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