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里如今仅存的几幅老照片中，张松樵的老人骨骼突出面容清癯，一张刀劈般的窄脸上几乎没有肉，跟鱼鹰差不多。他还生着一只像犹太人那样巨大的鹰钩鼻，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和意外，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我爷爷的遗传特征是如何得来的？又如何那么快就从他的后代们身上消失了？墙上老人没有回答。张松樵依然目光炯炯犀利如炬，透露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夺人气势，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严厉地注视着他的子孙们。

    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厂长）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