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就是这样了，他们要我自己联系单位，联系上了，他们就给办手续。乌云，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若是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来找你，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我不配，可我们毕竟同学一场，战友一场，我知道你一向待人好，你一定会帮助我的！白淑芬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乌云没有想到白淑芬的遭遇会是这样的，她真的被她说得感动了。她没有想到白淑芬会提出让她来帮助她联系单位。她帮助她调进一六一厂吗？她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吗？这个念头闪现出来的一瞬间就被她赶走了。她像是看见了蛇似的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这个她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也许她倒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让自己的丈夫想想办法，他在本市军界上层工作，接触的人多，会有办法的。可是他愿意吗？他知道1952年那件事，他对那件事耿耿于怀，他见到白淑芬不把她活撕了才算怪事！这条路行不通。白淑芬看着乌云，她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目光。乌云受不了这个，她心绪烦乱地站起身来给白淑芬倒水。水杯是满的，白淑芬根本没动。她不需要喝水，她需要的是工作。乌云放下暖水瓶，重新回到桌后坐下，她想到了关山林，他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后受到过处分，和白淑芬的丈夫一样。她想到1947年她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白淑芬怎样涨红着脸带头拼命鼓掌，并激动地把她楼进怀里。她还想到德米：知道你和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过，我真为你们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乌云被自己的念头瓦解了，她像一只飞过了太远的路程突然发觉了旧日伙伴的大雁，坚强的翅膀骤然耷拉下来，笔直地往下坠落，往旧情的湖水里坠落。她显得那么的无力。桌上有一片纸被窗外吹来的风掀动了，她把那页纸按住，手在上面胡乱划着什么。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她不敢抬起头来，她知道一旦她看到她那张脸，她的勇气就会消失，她就会放弃坠落。她轻轻地说，好吧，我试试。我不敢保证，但我尽量试试。

    乌云开始为白淑芬的工作奔波，一旦介入乌云就不像她说的那样只是试一试。这就是她的性格。她才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呢。乌云在一六一厂的人缘相当好，她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和厂领导熟，和各职能部门的头头关系处得也很融洽，当然也有不少困难，但什么事又没有困难呢？干革命不就是冲着困难去的吗？事情有了些眉目。厂党委书记老黄对乌云说，乌云你推荐的同志我是相信的，就凭你这样的好同志，我能不相信吗？乌云很高兴，不光是为黄书记的信任，也是为白淑芬的好运。可是干部部门去军转办看档案，却看出了犹豫。问题还是出在白淑芬爱人的身上。白淑芬三天两头往乌云这里跑，催问工作调动的事。乌云说，你别急，这种事不像蒸馒头，一气就能蒸熟的，得紧柴慢火一步步地来。乌云这么安慰白淑芬，自己却急出了一头的汗，好像跑的不是白淑芬的事，而是她自己的事。乌云去找干部处的周处长，说，老周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打算磨我呀？周处长说，乌云不是我磨你，你那个战友的事，问题有些复杂。乌云说，什么复杂？不就是她丈夫受过处分吗？她丈夫受处分是她丈夫的事儿，你怎么能瞎搞连带？还讲不讲党的政策？再说，我们老关不也受过处分吗？周处长说，你不同，你们老关也不同，你们是党的优秀儿女。乌云说，老周你别拿糖稀来糊我嘴，你知道我不稀罕这个。周处长说，关键是怎么安置她？厂里中层干部超员一大批，还打算弄出一些来支援别的厂呢，你那战友转业前的军衔是少校，我要分她去总装车间搬箱子，你不又得批评我不讲党的政策了？乌云说，这个好办，这个你早该说出来，不就是没地方安排吗？我们医院工会主席老鲁刚调市里，正愁没人抓工会工作，你把她安排在医院工会好了。周处长说，行，这事我们再议一议。乌云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