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起来。她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孤立无援，全身都在剧烈地发抖。她的绝望的哭声淹没了整个房间。他站在那里看着她，在她说那番话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也没有，现在，突然的，他的腰干挺直了，他的胸膛挺直了，他的空了一截的特号军装又鼓实起来，绷得像一面战旗。有什么东西重新又回到了他的身体内部。他朝她走了过去，他伸出双臂，把她重新搂进他的怀里，他像搂着一个孩子似的搂着她，他伸出一只大巴掌，为她揩拭脸上的泪水，他的手掌一下子就变得湿漉漉的了。他笑了，轻轻地说，傻瓜，你真是一个小傻瓜。他就说了这一句，别的什么也没说，但是这已经足够了。她浑身发软，仿佛刚才那一番话是把她的全部的精血都耗费光了，她是拿着整个生命去做了掘断他退路的最后的一搏。她重又伸出双臂去，让自己的双手在他的身后结成一对死结，让自己的脸牢牢地焊死在他的胸前。她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她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不该掴你的耳光。她说完这话就泣不成声，几乎背过气去了。

    庞若飞站在窗外，心里就像推倒五味瓶似的感慨万分。庞若飞想，关山林这个高地的难以攻克看来是有理由的，有这样一个女人，那个高地就算是打废了你也休想占领它，那个高地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固若金汤的。庞若飞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对手，从理智上讲，他得承认他根本无法战胜他和她，他们是最好的联军，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水乳交融的同盟者。但是有一点庞若飞是明白的，他不能继续让她待在他的身边了，如果那样，恐拍他连最后的幻想也没有了。

    这回轮到庞若飞犯错误了。他把乌云弄到专案组谈话，他试图攻克这个看来十分娇小的女人，他以为他所掌握的那一大沓材料至少会让她保持一种沉默，他没有想到她是那么的强硬，她根本就不想沉默，她和他大声地争斥，竭力地为她的丈夫辩解和报不平，不管他拿出什么样的材料她都置之不理，他一点儿也没有吓唬住她，她甚至固执到只相信一件事的地步，那就是她的丈夫是无辜的。她怎么会这样？她把庞若飞激怒了。庞若飞生气地拍桌子，她也拍。她寸步不让，她那个样子简直和泼妇没有什么两样。庞若飞不得不下令将她关了起来。但是她只被关了两天，两天之后他们不得不放了她。她两天没有去单位上班，一个叫白淑芬的同事到家里来看她，白淑芬看到的只是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那个十四岁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黑冷的墙角里，白淑芬几乎没有发现他，而那个七岁的孩子正躲在床底下把一大把从褥子底下翻出来的发了霉的饼干往嘴里填，他饿极了。白淑芬搜罗尽了饭柜，给孩子们做了一顿疙瘩汤，张罗孩子们吃了，吩咐他们不要到处乱跑，然后她把孩子们倒锁在屋里，匆匆赶回厂里去了。白淑芬是厂里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她那个组织的名称叫红色军工，一六一厂的造反组织由于是由军工们组成的，战斗力极强，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他们冲进了军代办专案组，勒令专案组放人。乌云是一六一厂的人，军队无权扣压，军队必须支持左派，军队要是不支持左派就不是人民的军队。专案组打算派出警通连弹压，但是军工们大多是复转军人，对他们来说警通连那些战士都是新兵蛋子，三尺半军装都没穿热，哪里配和他们交手。他们告诉那些如临大敌的战士们拿枪的姿势不对，不够老练。他们言传身教，从那些一脸严肃的战士手中卸下枪，比划着教他们怎么拿。枪口别对着人，这样容易走火，伤着自己人；枪口朝下，这样抬手就能击发，迅速而快捷；侧身站，枪护着裆，别大八叉地愣在那里，别人脚一踹手一拽就夺了你的枪，你连信儿都不知道。有的战士怯怯地红着脸问，老兵，打过仗吗？被问的老兵就大言不惭地说，知道抗美援朝的事儿吗？知道中印反击战的事吗？知道抗美援越的事儿吗？没打过仗？没打过能叫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