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那句没有什么诗意但却实实在在的话所说的，日月如河流。关山林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像河流那样流淌着，终日不曾停顿。在路阳重返部队和京阳当兵离家之后，这个大家庭有过一段时间的失落，但很快就恢复到它原来的轨道上来了。

    1969年冬天的时候，一六一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队进入工厂实行再度的军管制，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担任，从各派组织的领导人当中选举出革委会成员，同时也解放了一批问题不大、表现较好的走资派，结合进革委会班子，工厂的生产开始逐步恢复。乌云属于问题不严重，过去工作中有过一些政绩，群众愿意原谅的当权者之一，所以，当职工医院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的时候，乌云就被解放出来，成了领导小组有名无权的一名成员。

    乌云回厂上班的第一天就知道了胡祥年被猛虎兵团枪毙的消息。

    乌云回家后断绝了和工厂的一切联系，关山林根本就没有告诉她差一点儿就成了人家枪下的靶子这件事，当时关山林把乌云带上华沙牌小轿车后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回家待着去，这个革命咱们不闹了。

    乌云是被关山林硬从家里撵走的，又是被关山林硬从猛虎兵团的死牢里抢回来的。乌云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乌云不知道工厂里发生的事。

    胡样年要求造反派最后一个打死他。和胡祥年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妻子储云芳。储云芳是一六一厂厂俱乐部主任，是十三军文工团转业到地方的干部，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工作认真，待人热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被揪了出来，理由是她爱臭美，是资产阶级的狐狸精。储云芳本该不死的，猛虎兵团去掳走资派那天雨夜，在一片混战中他们夫妻俩分开了，猛虎兵团害怕吃包抄，在黑暗中掳了几个人就走，储云芳本来没被掳走，但她发现丈夫不在了，她在黑灯瞎火中到处找胡祥年，她摸了一手的血，她喊，胡祥年正被推操上已经发动了的卡车，他听到了大楼里妻子的呼喊声，他回应了一声，储云芳跌跌撞撞地从大楼里跑出来，有个受了伤的造反派躺在地上冲她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她，她奔到了已经启动的卡车边，朝丈夫伸出手去，胡祥年拽住了她，她在车后被拖了十几公尺远才被丈夫拉上了车，他们在颠簸的卡车上紧紧地搂抱着，浑身发抖，同时又为着不曾分开而感到庆幸。储云芳那时已经怀孕五个月了，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胡祥年知道他们将要被猛虎兵团枪毙的消息时差一点儿就要发疯了。胡祥年希望妻子能够活下来，储云芳却不。储云芳说，我不想做一个寡妇，我不想我的孩子做一个孤儿。胡祥年还是背着储云芳找了高过。胡祥年要高过放了他的妻子。高过说这不可能。胡祥年说他们可以在他身上打一百个窟窿，直到把他打得稀烂，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用炸药包来炸他，那种方法很解恨，但是请留下他的妻子。高过说我又没疯，我费那个事干什么！胡祥年说既然这样，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你们能不能等她生了孩子再枪毙她？高过瞪眼道，你这人烦不烦！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枪毙他们那天，在去刑场的路上，胡祥年不顾造反派雨点似的枪托挤到了储云芳身边。胡祥年把妻子搂在怀里，像搂着一只可怜的小鸟似的。他们的身边有个总厂的副厂长在哭，还有个老工程师一遍又一遍地在念叨着冤枉，一个对立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在跳着脚破口大骂。他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一边被人推操着一边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字。后来他们决定给孩子取名叫胡同。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这名字真好。储云芳伸出一只手给丈夫轻轻地揉被枪托打肿了的额头，当造反派把她拉走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在丈夫肩头狠狠地咬了一口。她回过头来流着泪大声朝他喊，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下记号了，我在那边能够找到你的！胡祥年在最后的时刻说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