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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我恨quot;划清界限quot;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quot;文革quot;,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quot;自夸典型quot;,不叫我加入quot;样板团quot;。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quot;给出路政策quot;,当然必需quot;控制使用quot;。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气的时候了。我跳quot;红绸舞quot;,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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