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记

    一九八六年，正是quot;文化大革命quot;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他们心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quot;文革quot;受难看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计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件支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他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quot;文革quot;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quot;伤痕文学quot;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quot;文革quot;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去褐那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quot;四人帮quot;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quot;文革quot;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quot;文革quot;的悬崖绝壁上扭转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quot;文革quot;的结实的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须的力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隔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以文学清算quot;文革quot;，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quot;文革quot;--切身的体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一代quot;文革quot;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冷冰冰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焚尸炉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他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的血迹都不会欺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民主、和平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quot;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quot;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quot;文革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