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地建造起一幢幢下半截用石头砌成的、坚实的新房子，被绿色的树丛衬映得更加鲜黄醒目。在这个小小的汽车站上，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搬来了一块平整得可以当凳子坐的黄石。有无数个旅客曾坐在它上面等待过出发，从来不曾有谁感觉到自己的裤子受到过黄石的磨损；但黄石的粗糙的表面确实已经被这些旅客的裤子磨擦得平滑了。持久的生活以这样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一切，李稼夫显然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脸上添加的皱纹并不是树木的单纯的年轮，新增的白发更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苍老，风霜和劳动给了他智慧，也给了他力量，这里的人民终于教会了他，使他懂得并且坚定地相信，他这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人民有用处。往后他不会害怕什么了，尽管到现在为止，他仍旧设有学会保卫自己的那一套“本领”，但勇敢的人根本就无需那一套。今后的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他再被抛出来，他也能够马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他坐下的这一块黄石，它诚然是孤零零地放置在这个小小的汽车站上，但是它每天让旅客得到休息，每天都感觉到坐在它上面的人的心跳和呼吸，它终于也看尽了人世的悲欢离合，洞悉了过往的一切。它是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紧靠着人民而感到满意的。

    人的尊严为什么要受到那么残酷的侮辱？假使事前想到可能遭受的侮辱尽管比后来实际碰到的还轻十倍，也会觉得无法忍受。但是，李稼夫实际受到的侮辱比他事前能够想象到的要恶毒百倍。为什么倒又能够对付过来？这是因为他遭受的一切太野蛮了，太兽性了，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不是社会主义的行为了，不是毛主席、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在制裁他了。摧残他的不过是一批野兽、一批法西斯恶棍、一批穷凶极恶的封建恶霸。因此他再也不肯轻率地自杀，他要活着，愤怒地去消灭他们呢。他永远记得一九六七年秋天的那个晴朗的早晨，他胸口挂着用铁丝吊在颈上的一块二十七斤重的牌牌，站在市场上示众的时候，来来往往有许多人停下来看着他；可是只要他也抬起头来望望他们，他们就都低下头去匆匆走开，连眼光都不敢同他相碰。他马上就知道他们不是来嘲笑他的，他们是在同情他，甚至因为看到这种情形而羞耻，为了无法制止这种暴行而惭愧。他们是完全站在他一边的。他意想不到自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第一次这样深刻地理解了人民。他也就是依靠了这个认识，度过了当时精神的危机。

    人生竟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他被拖到社会上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被踩脱了一只鞋子，他不曾有抬回的自由，只好赤着一只脚走去。会前他被单独临时禁闭在靠近会场的一间小屋里。他紧张地等待着即将施加到他身上的狂暴。这时候他发现外面有人透过玻璃窗在窥视他。他立刻敏感到这是把他当作笼子里的困兽在欣赏；他忍受不住这种动物园的游戏，猛地。站到了窗口。他看到那个人的脸刷地涨得通红，羞涩而痛苦地低垂着眼睛，惶遽地闪走了，而窗台上却放着他被踩落的那只鞋。这件事给李稼夫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因为他看到了那个人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感情比他自己还要难受。他同他素不相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他长得同大多数人一样的身材，一样的脸型，穿着大多数人一样的衣服，毫无特色。但是他却在李稼夫的脑海里占据了那么特殊的地位，十年来无数次清晰地而且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这个人，但是李稼夫总觉得这个人在每一个群众场合里面，似乎一直伴随着他，而使他终身难忘。

    山头那边的远空里缓慢地飘过来一缕轻纱似的白云，它无声无息，高高在上；但宽阔的天空却似乎只有作为它的背景才能证明自己确实存在。李稼夫不禁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他想到自己过去的研究工作正像这一缕白云，它和人民不发生任何直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