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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访谈节录
美术,我看不到画家的前途。其他,你干什么都行。”后来,我就听了母亲的话放弃了画画。如此一来,我该学什么呢?

    我学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时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我跟几个成绩好的同学一起复习高考。那时都比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数;如果要考理工科,清华以外一概不去。我们那时自信心都很强,苏联的那种数学竞赛题,我们都掐着表算。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题目,把我卡住了,连做了两节课都没出来。那时,我们学校还很自由,大家都在准备高考,因为是好学生,在语文课上做数学,只要你不说话,老师就不管你。他明明看见我在做数学题也不管我,所以我连做了两节课也没做出来。那时是五月份,校园里的扬花都开了,花滚成了球,滚到教室里,这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突然觉得,我如果一辈子就这一只笔、一张纸去搞这个理科,太枯燥了,这一辈子就这么的话,我觉得不值得。我不过是在盲目地跟着别人后面觉得学理科好,就是有前途。我于是开始想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当作家就是艺术家。即如此,我就撩下了手上的题目,并跟我一起做题的两个同学说,我不参加你们的复习了。那两个同学很奇怪,问我怎么了?我说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们。接着,我就花了一下午,泡进了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我就翻书和杂志,把所有我想要做的事的相关的书都翻了个遍。翻着翻着,我就突然翻到一本当时由国际共产在布拉格出版的杂志叫gt;,是个相当开放的杂志,其中正好有爱伦堡的gt;的连载,那是最早的连载,是五十年代初。在那里读到了本世纪初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艺术家、诗人和文学家们在巴黎小酒馆里的生活。我觉得那种生活太有意思了。书里有一段很浪漫的东西:当时巴黎的这些所谓的画家们白天在街上画画,晚上就发表他们的狂言,而且都没什么钱,就群居一起。其中有一天,一位女诗人,很年轻的,很穷困潦倒。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酒吧的柜台上跟老板娘说她出去买点东西,以后她就再也没回来过。于是,老板娘就抱着那孩子四处去问谁是他父亲,但所有人都说不出来。后来,老板娘就决定把那孩子收养了下来。以后常来的客人每人都会自觉捐一点来养活那孩子。这让我非常感动,可又说不清为什么。仅仅就因为这个,我就决定了自己要学法文。从这天回家开始,我就把所有理科的东西全部扔一边,开始准备文科的高考。结果外语学院提前招生,六月份,在全国统考以前。我一考,结果在发榜以前就被录取了。到了学校之前还都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呢,去了才知道是培养翻译,好一点的可能是去外交部。我们学校当时是唯一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学校,是当时外交部的陈毅当院长。我看那些翻译像个小二儿似的跟着外国人后面,一年级过后就向学校提出来我要退学,我要换学校。可是换什么学校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学校里没什么作家呀。后来我有个同学在人大,我就去看了那个学校,听他讲了一通,觉得那里还不坏。于是我就正式提出转学,也不管什么轻重。校方把我当个小孩,很友好地对我说:“你要是退了学,就别想再转学校,你这是在瞎胡闹。” 这一吓,我当时就没敢呢。我当时觉得那学习是件很无聊的事,除了外语的精读和口语以外,其他的我都觉得非常无聊。那时,政治空气已经越来越强了,但还不至于像后来管得那么严,那是逐渐逐渐紧起来的。那时上课还可以不去,大课都可以不去,报个到就行了。

    我十七岁到的北京。我主要的学院生活是不愉快的。我大部份的大学时间是在图书馆里,人就像做梦一样的。

    陈:周围的环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吗?

    高:实际上马上就来了,什么反右运动呀,什么58年的交心运动呀,完了就是大炼钢铁,简直就是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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