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找来看了。看到了当时苏联一些平反的情况，其中一个艺术家因为搞了形式主义而被枪毙。我在想，因为形式主义的罪名就能枪毙人，那我们这样搞不就很危险了吗？

    由于我在艺术上的早熟，所以我对政治上的这种宣传非常反感。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开始用法文读东西。我们比较正式的聚会就是紫竹院那次，以后人就没有凑齐，只是三三两两的聚会，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议论各类的事情，常常发狂言：“那些人宣传的文艺简直就是狗屁，算是什么东西。”

    我们当时尽管没有走得很远，讨论的是苏联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前的那批文人。我开始注意到布莱希特，他也是马列主义，但是布莱希特还是受到控制。这些都是在内部资料上看到的。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青艺的导演，我从他那看到了最早的那批灰皮书、黄皮书。黄皮书比较厚，灰皮书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包括罗素的一本哲学书。法文中也读到了萨特编的《现代》杂志，还有法共的一些东西。在大学里

    别人都不懂现代主义，所以我完全没有人可以谈，只有北大的那个同学英文好，一起谈的比较多。我们谈了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平反和贝利亚的恶行。我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下面胡说八道，且对我们小儿科式的教育无法忍受。我们当时也不是要否定革命。

    我很早就读了很多马列原著，像列宁的哲学笔记我在大学就读了。那时的哲学课教辩证唯物主义，太小儿科了，所以每到上课，我就坐在后排读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时我觉得马列还有点意思。除了马列，我还读了康德和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当时刚刚出版，我自己就花钱买了一本。

    因为这些，让我突然想起来有一天在高一的时候，我跟同学闲谈过去家庭生活时，曾讨论过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那是在我俩刚拉完提琴以后，在音乐的感触下，我突然指着一个墨水瓶，问他那是什么颜色？他说是蓝色的，因为它上面写着蓝黑色。我说，我也同意那是蓝色，不过，我看到的蓝和你看到的蓝是不是一个蓝？我们用的都是一样的词，但是，我们的感受却不一样。这样一来的问题是，人们到底

    是否能交流？实际上，我在中学时就已经有了一些哲学思考。我们家里有《大众哲学》，因此就知道一些像费希特、贝克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当时就曾因为“我思故我在”，感受到这个感觉只有我才存在，由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因为感觉是不可交流的。这么一来，那些似乎看起来合理的理论、教条，都是可以怀疑的。我的这种潜在的怀疑到了大学就进一步发展了，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否定唯物主义，只觉得唯心主义是很具思考性的，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就跟原来其中的一个同学开始讨论哲学，有了不少书信的来往，幸好这些东西都没有被发现。我们常常在想，到底活著有什么意思？到底这个存在是个什么东西？到底社会中我跟他人之间存在的这个畏惧有什么意思？

    而学术界里讨论的问题却很无聊。记得关于美学的讨论，有一篇姚文元写的文章挺可恶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判他，也不能算是批他，但点了他。实际上他是根本不值得批的，例如：红色就是革命的，审美的标准是客观的。而我则指出：审美没有客观的标准。我就举了悲剧的例子，讨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我居然还把这篇文章寄了出去。但是在学校里，我却不跟人家谈这事，只是跟我的要

    好的中学同学谈了。我的那个同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马雅柯夫斯基写的《澡堂》就比较深刻，觉得要写就应该写这类的东西。当然我们还写一些诗，属于现代派倾向的那种，这样就种下了后来的种子。当时已经在反右了，又开始了反修，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是绝对不能向外谈的。而苏联当时正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