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中间，历史上随着南方民族的屡屡战败，曾经被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也没有典藉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还没有充分分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浊一本。屈原写《离骚》、《天问》、《九歌》等等，其中神秘、狂放、奇丽、忧愤深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的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

    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等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等研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等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向的回复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非理性主义。谈“主义”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也应赞成和提倡理性。问题是过去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万寿无疆”，“在险峰”“追穷寇”什么的，像写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而那时从事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差阳错。

    又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私我意识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我对此也有很多疑惑。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那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

    文学中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写作时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