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路灯的光亮，龙仔振笔疾书，他也要我去找卓教授求和。这时我不再愤怒了，只有满腔的乏力，从龙仔手中接过纸簿，我写：“龙仔，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能忍耐教授那样对待你？”

    “她是在教我，她在教我怎么跳舞。”

    我突然非常难过，提笔继续写：“不要骗自己了，好不好？龙仔，你知道教授是在占你的便宜。”

    “一件事！”龙仔漂亮的笔迹在眼前迤逦展开。“我只知道，在人生里面，只要找到一件事，让你愿意用全部的性命去做，那其他的事情就都不在乎，也不抱怨。我已经找到了我要做的那件事，教授是在帮我。”

    我握紧了双拳，不管龙仔再写了什么，我也不愿意再接过纸笔。

    “你比我还惨。”龙仔将纸簿抛到路面的积水中，他改用手势说：“你有耳朵，可是你什么也听不进去。”

    我竟然大致看懂了。

    当龙仔的手语说到最后一字时，他的掌缘啪嗒有声地砸在手心上，以后的话，我再也没看进去，脑海里满满回荡着那一声响亮的拍击。

    龙仔也拒绝再沟通，他转身走开，不愿意回头用视线碰触到我的任何一个部位，所以就方便无比地封闭了心灵。他是一艘沉进溶溶深洋的潜水艇，收起了天线和潜望镜，幽冥航行。在那里你安全吗？满意吗？不是非常非常的孤单吗？

    我想跟上前去，但人高腿长的他，再加上那韵律感十足的步幅，我怎么也跟不上。

    我跌坐落地，开始剧烈地哮喘，龙仔浑然不知悉，夜色里他和我的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满地水渍中我见到自己破碎的倒影，我的胸口起伏疼痛，心里也疼。我心疼龙仔，他的路比谁都辛苦，在他面前，我的抱怨只是廉价的感伤。

    我急需找任何人谈谈，任何可以聆听的人，这时我已接近四十个小时未眠，半身的污渍，气喘方才平息，在南台北连走过七八个街头，终于找到一台投币式公共电话，投进铜板，举起指尖却踌躇半晌。我只有西卡达。

    西卡达果然还在办公室里，他一直很安静地聆听我的语气仓皇。

    “阿芳你别急，先过来，我带你去喝啤酒。”电话里的他这么说。

    回到纵横公司，只见灯火通明，整栋办公室几乎座无虚席，我想起来，离这届的“县市长”选举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阿芳你怎么了？一裤子都是泥巴。”门口的小妹夸张地喊着。

    “摔了一跤。”我说。见到我的老板正朝向门口而来，满怀的情怯，我绕过几幢区隔办公座位，频频以手势答复同事们的惊异眼神，最后我逃进那间备有咖啡座的小会议室，那一向是我最喜欢的角落。

    小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一个人，是我同部门的伙伴，大家都叫他米虫，米虫正聚精会神地透过放大镜检查一张样稿。

    “嗨阿芳。”米虫说完又凑向镜前，对于我身上的污泥他似乎完全视而不见。

    我拨了内线给西卡达，他要我稍候一会儿。

    “阿芳你回来帮忙啊？”米虫问我，他不停地用笔圈点样稿中的瑕疵。不待我回答，他又说：“简直快忙翻了，那群新菜鸟，只会坏事，老板前两天还说要征召毕业生回来，还是老员工才行啊。”

    听得我心猿意马，我们公司有个传统，从纵横出去的人，都叫毕业生，多半的毕业生与公司都保持着友善的关系。我仿佛听出来米虫正在给我制造一个良好的下台阶。

    “今天是回来找西卡达的。”我轻声说。

    “哦？”米虫抬起头看看我，我知道我满脸的憔悴，米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又埋首进样稿中，他说：“找他也好，西卡达最近很闷。”

    “他怎么了？”

    “不知道，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