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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告诉我，我被山西吉安矿产和宁波长泰航运两家公司的驻申营业处同时录取了。两家营业处合租一间前楼房间。合用一个账房先生。合受一位老板娘管辖。合雇一个练习生。这个年轻的倒霉蛋，就是我。一个十九岁的童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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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家“营业处”一直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历一九四八年）年底前，都没舍得装电话。因此，一旦有需要，全凭我年轻的两条腿和一身酸臭的汗。有时就老老脸皮借用对过弄堂一家人家的电话。风里雨里。只靠一把浸透了桐油的旧布伞。唯一的安慰，那家人家是唱歌剧的。那部电话机是玉柄镀金刻花的。电话机上总温柔地覆盖着一块绣着一朵小蝴蝶兰的白手绢。一个用石膏板装饰起来的半圆形大客厅。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一棵盆栽的罗汉松，长得蛮高蛮高，黑绿黑绿。也就是在这个半圆形大客厅后边那座宽大平实的木质螺旋形楼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高跟皮鞋。也就是说在倒数过去五十年前的某一天，或者四十九年前的某一天。她的高贵她的矜持。她那种用银色的皮革（牛皮？羊皮？蛇皮？鹿皮？鳄鱼皮？漆皮？或者是进口的马口铁皮或不锈钢螺纹钢钢坯？）做成的辉煌和惊悸。还有那金属般透明的高音区和奥芬巴赫坠落地狱后所经历的全部悲切。当时我刚到上海还不满二十天，的确被震呆了。背脊上止不住地要升起一阵阵颤栗。因此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一直在等着一场狂暴，一直在期望云层边缘能垂挂下来一根……两根……或三根细长灰黑的龙卷云，让它们扭动，啸叫，狞笑，掳掠过从白垩纪时代就开始隆起的冲积大平原，搜寻那地平线上每一棵孤独耸立的老树、每一茎嫩红的芦笋和每一艘被扔弃在江岸大堤内侧的破船；也让我自己在腥黄色的雨幕里跌倒，长时间地浸没在冰冷的泥坑里哭泣。我要把每一片同样浸透了桐油的帆篷，都从它们那用美国花旗松制作的桅杆上撕扯下来，然后把赤裸的自己高高地悬挂在那桅杆顶上，经历一百年之久的风暴扑袭……

    然后，船就开走了。然后，钢就红了。然后，那无数个用枯黑的绒毛编织起来的鸟窝同时被吹到了半空中，优雅地飘荡着。

    但我知道，她不是黄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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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楼下敲门声一响，黄克莹马上从那只真皮旧沙发上跳了起来，就像是火烧脚后跟。一分钟里，穿上旗袍，换去拖鞋，梳整齐蓬乱的头发，赶快把留声机唱头从嘎啦啦嘎啦啦发涩的转盘上拿下来。她不想让来客知道她一关起房门就特别喜欢听老生唱段和黑人爵士乐。盛桥镇这两年时兴女人听戏，也听唱片。但不兴单身女人把自己关在房里听男人唱戏、唱歌；特别是像黄克莹这样生过小孩、又重新过起单身日子的女人，更不行。独自一人这么做，不行；跟别人混在一起，更不行。假如这么做了，让他（她）们发觉自己“衣衫不整地关在房间里听男人唱戏”，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定你是个“白相女人”。“烂污女人”。一旦落一个这样的名声，好不容易在这个镇上觅到的这只“饭碗头”，就一定会被敲掉。

    收拾整齐。稍稍稳定住心绪。再放出几分必要的温雅从容在脸上，尔后再仔细掂量一番，发现手里还少了一样东西：书。盛桥镇这几十年有一点进步，喜欢看到女人手上除了拿针线，有时还能拿一两本书。于是回转身去，拿一本文昌书房出版的，随手翻到一百二十六页或者八十六页，才款款往楼下走去。（其实，你说，这种书有啥看头？！都是为男人而写、写给男人看的。包括后来那些专靠出卖自己女人隐私来营生的“女作家”。值得吗？啧！）结识谭宗三以后，她每每跟他提到自己住的地方，总这么说：我住的那幢楼。其实，这幢“楼”是陈筱和牙科诊所的老板陈筱和的。再说，它根本也算不上是“楼”，只不过是长江边上某个小镇街里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