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细表他们如何往下议论的，也略去他们对这二百多本账簿、近五万个数据的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存疑追踪提取精髓的过程，先来判明一下这“旧账簿”到底能不能拿来作历史考证的依据？假如能作依据，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一九三六年有人在上海《大晚报》上这样论述：“账簿中的记录无非是零零碎碎的日用账，用过以后不是搁置着听其霉烂虫蛀，便是视为废物抛进字纸篓，任何人未曾注意到这种簿籍的重要性。实则，旧账簿尽有文献的价值，也足以和其他的古藉互相媲美……府志、县志，以及各种记事都记的比较巨大而重要的事情，至于家庭琐碎情形和他个人的嗜好等便可从旧账簿中考察出来……”这位先生本人就只靠了两本旧书摊上所得的账簿，写出万余字清末上海县一位知县的生活考。不仅考据出当时县署衙门内生活的种种、知县大人的社交婚姻状况、官场陋习，甚至考察出该知县大人患有“小肠气的毛病”，还考证出“老爷他会抽鸦片，又爱喝高粱酒；虽然有时也喝五加皮或外国的香槟酒，但高粱的消费却大为可观。统计在任三十五个月中共买二十八坛高粱，另外还有人送了四坛。那时一坛足装四十多斤，三十二坛约有一千三百多斤，平均每天怕要喝一斤五六两的样子。”这位知县大人还“宰过两回鹿，一回麋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老太太宰的，那就不可考了。”（摘自由柳亚子叶恭绰两先生作序的《上海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版五二八、五二九、五三一、五三二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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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这一夜，谭宗三在灯下守着这二百多本旧账簿，一直没有睡觉。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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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兴泰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整整在外滩踯躅了大半夜。走？还是不走？留？还是不留？他甚至想到过跳黄浦。一纵身。扑通一响。一了百了。百了一了。不要再跟他们狗皮倒灶勒煞吊死了。就像大弄堂对过学红帮裁缝的那个北方侉子经常讲的那样：操，死又能把老子咋的？告诉侬，老子在北方已经留了根儿了（指他那三个儿子）。这时洪兴泰想，其实我也已经有了儿子。但（光有儿子算个啥嘛！要是做不出别的事，只不过多一根撒尿的管子而已，几十年后也只不过为这世界多增一只坟墩头一堆臭皮肉！！而已。而已。他用自己一只大而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四方码头大门口那根煤气灯灯柱。煤气灯那幽蓝昏暗的灯光并不能告诉他此时此刻拴泊在四方码头上的那只驳船为什么久久摇晃不停。

    到上海那年他二十岁。有人说他是杀了他那位十八岁的“家主婆”后，逃出来的。真是笑话至极。她的确是死在我手里的，但不是“杀”的。十五岁我从只种大麦养麦山芋蚕豆的乡下跑到十八里外的县城。在城关南市梢一家木行里当了一名小伙计。木行临河。它必须临河。装卸木头方便。它所需要的各种各样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木头，或者结成木排，或者捆在几十丈长的沙船上，从长江进芬河。从芗河进县城。那片芦苇统统割干净。弯弯曲曲的木排才能停靠在木行后门口。两岸蚕豆花开紫英英。紫盈盈。永远忘不了的是夏日的夜晚，那田野里蒸制薄荷油的一个个大锅大灶一个个烟火线绕。赤膊大汉慢慢吞吞唱山歌。大脚踏在小脚上。在木行里做到十八岁，刚刚满师，他上了船。那是一条经常停在木行后门口的芦篷船。船上人翻制修补铜吊铜勺铜脚炉铜烛台铜的汤婆子……夏天它悄悄地撑走。西北风刚刚刮过来，它又悄悄地撑回来了。只靠它那一点小小化铜炉（土制坩埚）里杏黄的小火苗还养不活全家人，有时还要靠做许多的麦芽糖出去叫卖赚点油盐钱。十六岁的她抱起一大团粘搭搭的麦芽糖向一根木桩上扔去。拉回来。再扔。再拉回来。这样才能把麦芽糖内全部的韧性都启发出来。几十几百次地扔和拉，汗水就这样湿透了她脊背上那件补过的花布衫。第一次帮她扔麦芽糖时，他就趁机摸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