囡吓得哇哇大哭。阿嫂抱起小囡，送到他面前，说：“侬打。侬打呀。侬这个十三点。B拆开。侬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胚！侬把我娘两个统统打死算了。”他拿起一把铁榔头，“哐”地一声，砸在水缸上，然后就大步走了出去。然后就听见阿嫂在他背后大哭大叫：“侬这个死不掉的，这只水缸又犯着侬啥啦？侬这只猪头三瘟棺材……”

    没处说话。没人说话。

    经常是这样。他要说话！可没处说话。没人说话。他只得花两个铜板，坐一条小舢板摆渡到浦东。那里有他熟悉的茅草棚。麦田。蚕豆花。可以闻到一阵阵他想吃的成带鱼炖豆腐的味道。沿着田埂，沿着防波堤，沿着破旧的铁匠铺子撒下的煤屑路，对抗着八九级大风，他一直向前走。听着黄浦江水哗啦啦。他一直向前走。一堆堆石头。一只只粪坑。一丛丛芦苇。一片片水塘。一声声野鸭嘎嘎叫。一点点船火悠悠起。他一直走到涨满烂泥的滩头上，一直走到双脚踏进黄浦江水里。左边是待修的大木船。右边是一堆生了锈的大铁锚。灰暗的江水。灰暗的天空。他真想拿起一桶桐油统统浇到自己身上，然后划一根洋火。他要在这黄浦江里点燃一支“人肉蜡烛”。让它火火地冲天烧起。让整条黄浦江江面上统统漂满从他身上熬出来的那种亮晶晶的“人油”。哦，黄浦江，侬为啥不开口跟我讲讲贴心话？侬给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多的好运，侬今生今世又能给我带来啥呢？

    带来啥？

    带来啥？

    ……

    在没有租到合适的房子之前，他曾经在四方码头上的一个小铁皮屋里住了好几个月。这个小铁皮房子原先是水警们用来看守码头用的，搭建在一只小木排。小木排拴在码头桩脚上，真的是比一只狗棚大不了多少。连一张单人床也放不进去。原先房子里就只放了一张铁脚台子，一把铁脚凳子。一只脸盆架子。除此以外，便再放不进别的东西，连那只烧开水用的煤油炉都只能放在门外，底下垫了好几块大青砖。房间里的墙壁上原先挂着一个老式的报警器。一个双筒望远镜。房间的外墙上则常年拴着一根长长的竹篙。竹篙头上带着一个尖利的铁钩子。缆桩上还拴着一只小划子。这竹篱和划子都是水警打捞浮尸用的。那时候，经常有人用“跳黄浦”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怨恨或绝望。上海人开时也经常喜欢这样讲，侬去呀，黄浦江上又没有加盖头（子），一些帮会里的人也喜欢用“倒插荷花”的办法来惩治那些他们认为必须惩治的人。所谓“倒插荷花”，就是把人捆得结结实实的，嘴里塞满棉丝，背上再压块石头，扑通一声扔进黄浦江里。“荷花”即便“倒插”，总有一天也要上浮。所以，打捞江面上的浮尸，便是水警们一项躲不掉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日夜晃动的小屋里，他和他的阿嫂和他的儿子一住多半年。推开经常要锈住的窗户，迎接滚滚而来的朝雾。吹过一阵带有一点煤烟味的凉风。是竖萧横笛花船夜，踢踢沓沓摆渡客。这一段不是人过的日子，却偏偏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也许正是因为难以忘怀吧，两年后，早已跟他搬进平房去住了的阿嫂却跟着一个当时结识的、后来又退了役的水警私奔了。扔下了他的、当然也是她的儿子。而正是这个儿子后来视他为耻辱，联合了家族中其他有力量的人，把自己的“洪”姓，改作了“谭”姓。当然，那已是十年或二十年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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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陈实给谭宗三送来了那首歌词的文字记录稿。原稿是英文。鲰荛便问：“要我帮侬翻译(口伐)？”谭宗三此时心里正别扭着，听鲰荛这么一问，立即反问：“我这个英国留学生就那么不中用？”昨晚，谭宗三翻来覆去研读那些旧账本，到后半夜才上床；上了床，脑子里仍在翻腾“洪兴泰”，怎么也睡不着。起来又吃了好几次茶，上了好几次卫生间，光着脚在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