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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一定要反复读的。一本是《联共(布)党史》。“这是我们唯一可借鉴的经验。所以得一遍又一遍地读。还有一本小说。读过《怎么办?》吗?”
“读过。”
“谁写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呗。”
“呗什么呗?不少人读书不记作者名。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你总算还不错,记住了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是个值得所有的人记住的名字。这本书你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他笑着叫喊了起来。“那我就郑重相劝,你一定得读一百遍。至少也不能少于九十九遍。”
然后,他就从他随身带着的那个小书箱里,取出他那本开明书局出版的《怎么办》。书精心地用牛皮纸做了个新的封面。凡是破损的地方,也都用一种很薄的近似半透明的“米花纸”细心地粘贴平整。缺行掉句的地方甚至都用正楷毛笔小字一一补上。十几分钟后,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向了他自己(而我这时,依然还着急着那个“谭宗三”。我想立即去找他)。他那么有兴味地激动地讲述着他自己。使我感到很多时间里,他其实是很寂寞的。特别内心是很寂寞的……
这样,他整整讲了四十分钟。
最后我唯一记住的是,他家原籍山西霍州府。那是个出煤、出羊羔馍、流行吃莜面饣合饣各的地方。也是当年黄帝大战蚩尤确立华夏胜局的主战场之一。那里的人习惯把“几个人”,说成是“几位人”。把“这个孩子”,说成“这颗娃”。把小女孩统称作“圪爪女”,把小男孩戏称作“夹尻的”。那里的乡民喜欢擂鼓。他们说黄帝打败蚩尤后,留下了一大批带血的战鼓,日后便化作了这里无数的“塬”和“峁’。也许还有那种叫作“岗”的东西。他们祖祖辈辈在这塬上和峁上种下了无数的小麦和莅麦。还有养麦开着连片的白花。淌过那清澈的汾河湾。又翻越那绵亘的西山吕梁。那年他父亲随着他祖父从山西来到上海。后来为什么再没回山西,他就说不清了。他也不想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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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走了。送我出门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叮嘱道:“汲取教训。”我犹豫了一下,问:“组织上准备怎么处分我?”他笑了笑反问道:“你想要什么处分?”我没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尔后说道:“处分的问题,相信组织吧。”接着,外边便下开了小雨。
我没回宿舍。我那个助手还一直在门厅的暗处等着我。见我嗦嗦地走出,他竟喜出望外地扑来,连声问:“没事吧?没事吧?”我吱愣着反问:“什么事?”他一时间居然都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只是眼眶湿润了,直直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在当时斗争的环境下,也曾发生过那样的情况,谈话谈到最后,立即下令隔离审查接受谈话的那一方。简直比住院治疗还要简便,不用办任何手续,就可以立即把人带往拘留室或禁闭室。而刚才我走进“宛在”,看见在院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时,心里并不是没这么预料过。但那时我只想去力争。我所要力争的,似乎还不只是那个“谭宗三”,还为了一种潜在的意愿。一种惶惑。久久未能抹去的惶惑。
但此时,我却只想赶快走出“文香阁”,见一个人。我想直接责问这个人,甚至大声喝斥、痛骂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谭宗三。
朱“副专员”刚才告诉我,谭宗三在通海期间,曾奸污蹂躏了十多名劳动妇女。在县长任上,他还多次签署了搜捕我地下工作者的命令。小张岛上那个“省八监”用他捐助的钱,从美国进口了一台专门用来处决人犯的电椅,宋邦寅用它杀害了十多名我被俘的高级干部。
你知道吗?
朱副专员问。
电椅的事和签发搜捕令的事,我都知道。命令和行动,都是别人筹划起草好了,只不过让他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