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马跟师干部科打了招呼：羊马河营职干部的任命，一定要等他到任以后再定。干部科当然得尊重他的意见，便把羊马河当时报上来的一摞提升报告全压下了。据说，这个消息就是陈助理员透给政委的。这以前，政委并不知道羊马河还有个陈满昌的。陈助理员的“密报”，使政委感到羊马河还是有识大体顾大局的同志的。但因此，场长和政委的关系便日趋尴尬；政治处和司令部的关系也搭了僵，以至于相互戒备。老哈对谢平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你是政治处调来的，将来是政委的人。上九里那个干训班，实际上是场长要办的，他们将来就是场长的人。所以，你得注意哈，见了干训班里的上海老乡，嘴上也得把把牢哈。你听我说哈！”老哈其实姓白。是个回回。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出头了还独身着。因为任什么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便要带七八个“哈”，大家就管她叫“老哈”。巧的是回族同胞里确实有不少人姓哈，所以她对这外号倒也不那么地嫌弃。她个子很矮。皮肤黑而颧骨高。有一张相当大的嘴。大伙说，那是让她“哈大的”。她也跟着直乐。陈助理员老说她：“别瞧着黑，还是经得住细琢磨的。”谢平怎么弄也体会不出，她怎么个经琢磨法，这里的奥妙又在哪里。到底该从哪个视角去看，才能觉得老哈的那张螳螂脸是“经得住细琢磨”的。倒是常看到陈助理员推出自己那辆刚买不久的“飞鸽”车让老哈学着骑，还不厌其沉重地去扶她教她，听她惊恐万状地嘻嘻哈哈叫嚷，并最后总以歪倒在他身上结束。有几天，他索性不把车推回去，存在谢平的大办公室里。有一天裘副指导员气呼呼地来把车推走了。因为谢平没看住这车，陈助理员还埋怨了他几句。后来两人用政治处的公车，远远地躲到子女校大操场主席台背后的小空地上去互教互学了，谢平窗前便安静到空寂的程度。

    有一天，陈助理员让谢平试着起草一份关于今冬明春在全场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文件。他就请老哈提供几份以往类似的文件作参考。到保密室跑一趟，当面说要求。老哈说：“这么点事，你打个电话吩咐一声不就行了，还跑哈呢？”谢平只是笑笑，没做声。前回，也是为一份文件，他给老哈打了个电话。第二天，陈助理员就得知了，绵绵地细笑着捧着保温杯，把他肥厚的后腰斜靠住谢平办公桌，斜眼，绵绵地告诫谢平：“办公室与办公室，才几步路，有事，最好还是亲自走一趟。起码来说，也表示了你这年轻后生的勤谨和诚恳吧……初来乍到，千万千万注意影响噢！政治处的人啦！”

    第二天黑早，谢平用最快的速度漱洗完毕，整理好床铺，（住办公室就得有这点“臭讲究”。那时在试验站青年班的半地窝子里，他们十六个男生睡地铺，谁叠它？一吹灯，从绞成一团的被堆里拽出一条来捂到天亮就得！）给于燥透了的方砖地泼了点水，急急忙忙拽出皱缩在蓝罩衣里的棉袄领子，带上老哈给的那几份文件去找生产股的老严。他想，劳动竞赛最好还是跟生产股商量着办。老严是1960年毕业于扬州农专的高材生。五年来一直是场长最得力的左右手。按场长的心思，早就想提他当生产股股长，甚至当个副场长也不为过。现在也只能是生产股的“中心”技术员。为这事，场长对政委也一脑门子火。

    谢平去恁早，是怕严技术员一早跟场长下连队走了。场长常常是这样，背个军用水壶，带支步枪（他喜欢打猎），让驾驶员小王带足了备份汽油，一出去三五天。下边的情况他了解掌握得比股长、参谋、助理员们还多还细还及时。所以听各股室汇报，听得没趣了，他就老站起来走动，看窗外，或折腾在座诸位手里的打火机，免费给修理。

    老严没想到政治处这么早就有人堵到家门口来找他商量起草文件。

    “坐呀，快坐……”严技术员的爱人正在外间梳头，见谢平突然闯进，忙把隔断里外的布帘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