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有的那一点点张扬，不自觉地变得沉默和固执起来。他潜意识地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结局跟亿万年都绝不动摇一点的大山一样，是不可变更的。而对于他邵长水来说，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做一个好警察。他不想东张西望，也绝不旁骛另就。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了。三十多岁的他，按时下流行的算法，绝对还应该算是个“年轻人”和“年轻干部”吧。年轻人是易变的。他也曾在县公安局很风光地当过领导，在省警校当过让许多人赞羡的刑事侦查教研室主任，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大小场面大小事情也都经历过不少，按说你不应该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儿”和“大碴子味儿”。不。直到现在，清早起来，他最想喝的还是掺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黄喷香的贴饼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咸鱼和半碗加了许多蒜和辣椒腌制出来的酸白菜，他就觉得比去东京参加国际刑警年会，住在五星级的涩谷大饭店里吃的那几顿银光闪烁、发散着牛油或大酱汤气味的“乱七八糟”的早餐，要酣畅淋漓舒服熨帖许多。在当县公安局领导那两年里，别人给他送啥礼，他都让秘书给退了。但他会亲自打电话给县里专门出产黑小豆的六五六农场场长，让他们往他家给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养胃又补气的黑小豆来。当然，他之所以敢这么“直接打电话去要东西”，还有这样一层关系衬着，那位六五六农场的场长是他当年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也许同样是因为了这种“质朴”和“单一”，在某些人眼里，他稍稍显得有点“木”，有点“一根筋儿”，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表露的其实是一种标准的“中国式农民”的狡黠，像是在“装傻”。不管说他是“一根筋儿”，还是说他在“装傻”，这些人指的都是他这么一个特点：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他只关心在这一阶段里，该他关心、允许他关心的那些人和事。所以，他在当警员的时候，绝对不去掺和中队长们如何“勾心斗角”。他在当中队长的时候，谁上他跟前来说大队长和局长们的坏话，他都不听，还会特别认真地劝你不要到处去乱说。等他当了局长，上省厅来参加省公安工作会议，多数局长在会余时间，都会安排一系列的交际和应酬活动，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下一步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方便条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他却很少这么干，甚至可以说，基本不会去这么干。最多也就是提溜几瓶用当地一种野果子酿制的特产酒（有时也会带几根直接从山里药农手中收购来的野山参），上厅长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家去看望一下，当然更不会想到要掏钱请财政局和政法委的什么人去某个洗浴休闲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调到省警校当刑侦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带领一帮学员，把教研室积攒了多年、一直没决心去整理的几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资料复印件，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而对近在咫尺的省厅和省委省政府大院里发生的种种人事升迁变换的事，却不甚了了……正因为如此，当李敏分跟他谈到“劳爷”，谈到那个“顾代省长”，谈到人们怀疑这位代省长跟两年前那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牵连，谈到“劳爷”和那些本系统的老同志背着组织在搞秘密调查活动……他越来越紧张，他的血一阵阵往上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动不动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脸色苍白、脸颊瘦削的李敏分。最后他只问了两个问题。一，您今天找我谈话，代表谁？这一点他必须闹明白。稀里糊涂的事情，邵长水是不干的。李敏分狡猾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你怎么想都行，就是别认为我今天是只代表我个人来找你的。我李敏分既没那个胆儿，也没那闲工夫。听李敏分这么回答，他打量了一下他，觉得他说得还算诚恳。看来李敏分有他的“难言之隐”，他就没再追问下去。接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厅机关里有那么多能力高强的老同志，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