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钥匙前，他掏出带有金属警徽牌牌儿的刑警证，让那个前台服务员看过，然后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他，不管有谁来打听，都不能跟他们说，他刚才退过房。“这是破案的需要。千万别跟我二五眼了。啊？”他再次强调了一遍。那服务员忙点点头，问：“假如有人来找你，让见不让见？”他说：“除了别透露我退过房，别的，该干吗还干吗。真有人来找我，你们得问明白来人的姓名和单位，先往我房间里打个电话通报一下。”

    送走服务员，他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关掉大灯，只开一盏台灯，戴上手套，既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从手包里掏出劳爷塞进去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一个袖珍的小记事本儿，另一件是一把形状颇有点怪异的钥匙。这两件东西上，现在都沾着劳爷的血。袖珍的小记事本做得十分精致，仿羊皮的封面上，烙着凹凸不平的几个俄文字母“hEPKA”，页边都镀着金粉。扉页上还印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后来邵长水打听到，这种鱼是出产于俄国中部著名的勒拿河里的红鳟鱼，而“hEPKA”这几个字在俄文里，也就是“红鳟鱼”的意思。）打开记事本，大部分的页面都是空白的。只有一头一尾，各有几页是写了字的。头上的几页，写的全是英文字母。邵长水懂一点英语，根据他掌握的那一点英语单词和英语拼写知识，他断定，这些英文字母完全是无序罗列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是借用英文字母，劳爷自创设计的一种“密码语言”（？）。记事本的最后几页上，倒是让人看得挺明白，那里抄写了一份五笔字型的字根表。看来，下海后，劳爷为了让自己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学习在电脑上使用五笔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五笔输入法，有它的优点，但它的难度恰恰就在初学时，必须熟记大量的字根符号。许多年轻人都怕学这“五笔”。相对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就更不是件简单的事了。看来，他学得也不轻松，把这些字根认真抄在记事本上，随身带着，以备随时查用，方便记忆。“唉，这个赶时髦的老头……”邵长水轻轻地感叹道。而那把钥匙，方头，扁平，窄长，缺口部分全是一些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它指定不是常见的老式门上那种撞锁的钥匙，也不会是时兴的防盗门上的那种多棱形的钥匙。它会不会是劳爷自己在这小城里居住的那个单元房的门钥匙呢？他是个敏感多疑，而戒备心又挺重的人，他有可能把自己房门上的锁换成某种新式的锁。但邵长水又想，假如是他房门上的钥匙，那应该是一把经常使用的钥匙，按常规，它应该和别的那些经常使用的钥匙串在一起，应该是一大串。“车祸”是突发的。他不可能事先就想好了要出事，事先就把这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准备着交给邵长水。当时劳爷从手包里取出这把钥匙时，既没有那个可能，也确实不是从钥匙串上取下它的。这一点邵长水记得非常清楚，劳爷是一下就掏出它来的。也就是说，它在劳爷的手包里，一直是单独存放着的。或者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在车祸之前，劳爷就把它单独取下来，放在手包里了。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有可能是一把开启什么锁的钥匙呢？劳爷在预感自己生命之源将不续时，居然把它和那几页“乱七八糟”的英文字母一起，当作“十万火急”、“万分重要”的东西，留给那时那刻他认为惟一值得信赖的邵长水。他想干什么？他想告诉他什么？他想让他去找什么？保存什么？躲开什么？……

    这一连串的谜底究竟是什么？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死是“谋杀”？

    邵长水仔细端详着那把钥匙。钥匙尾部的方孔上系着一块真皮做的钥匙坠。这是块椭圆形的皮子。皮子的边缘整齐地轧出一圈锯齿形的花纹。整块皮子跟一只压扁了的鸡蛋差不多大小。皮子的糙面上隐约可见用圆珠笔写着几个英文字母：“GtYOAG”。同样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字母组合。邵长水努力把它们分拆开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