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劳爷的第一次讲述
恩怨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可以改变和消退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可以学得善于起来。我年轻。我有的是时间。我有能力,我还能做出新的工作成绩来证明我的一切。况且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包括许多领导,都是同情我的,他们在暗中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即便是那几位下决心要狠狠教训我一下的领导,也没有采取彻底抛弃我的态度。最起码还给我工作的机会,用他们的话说‘将功补过’,‘在哪儿跌倒,还在哪儿爬起来’。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让我干活儿,我就有未来’。但这一回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从表面上,事情好像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我的生活一切照常。但我人生的心理防线却彻底垮塌了。这一回到陶里根去,我觉得自己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缜密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方方面面的安排部署都是经过再三考虑,也可以说做到了滴水不漏。我完全有把握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破一个不是随便哪一个刑侦高手都能破得了的大案,在自己的一生中写下最经典最精彩的一笔。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疤.‘光荣谢幕’。这里所讲的‘做一件我一生中最想做,而又始终没能做成的大事’,还不单单指要去破一个从来也没破过的大案。不是的。更主要的是要补足我一生的一个遗憾。我回顾我这一生,做的事情不能说少了,但是,这些事几乎都是在瞧着别人的脸色的情况下做的。当然,回过头去说,人类处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姓资的,还是姓社的,都免不了,有人活着主要是在摆脸色给别人瞧,而有的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只能瞧着琢磨着别人的脸色在活着。这跟当官不当官有权没权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现如今情况还不尽然是这样。一个看自行车的或社区保安,按说是绝对的下层小人物了吧,但他同样拿着看自行车和守护社区这点‘权’对人吆五喝六。记者大夫教员评论家按说也不是官吧,但你跟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打交道,不给额外的好处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活这一辈子.你得处处低头才行?这让人太难受了。我一直想干一档子这样的事:它能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干。我原以为,去陶里根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在那儿不可能再出现任筒的意外来打破我这个设想。但是我错了。最后证明,活了将近六十年.我还是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所有那些我应该想到的变异,应该防备的事情,我仍然没有想到,没有防备。我被最值得信任的人抛弃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一,我的年龄摆在这儿,第二,为了到陶里根来干这件事,我选择了退休,我脱掉了本不该脱的警服。第三,最可怕的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警惕我。出了这事以后,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周围的各色人等,都知道我到陶里根是来‘秘密查问题’的,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是打量一头受了伤、但又在街上蹈达的狮子。他们只知道狮子是要吃人的,而他们偏偏又都是‘人’,以为我会‘吃’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头‘狮子’只吃坏人,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认定的‘坏人’。饶上都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公开跟我对抗.他依然趁用我.甚至继续给我优渥的待遇。但让我在人群中孤立。没有人们的接近和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离里根,除了做他挣钱的工具外,我将一事无成。这家伙特别明白。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