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北京。

    我离开美国离开贝贝回到北京，是为了寻找我的安心，尽管我知道，此时的安心，绝不可能还留在北京。

    从机场乘车驶入市区的时候大已很晚。车子从三环路由北向南，开得很快。三环路比我以前的印象显得宽阔了许多，车流也不像过去那么拥挤。我特别留意了中途经过的团结湖小区，在长虹桥西侧的万家灯火中似乎看到了我爸住的那片楼群，看到了那个亮着幽黄灯光的窗口。我鼻子里有点发酸，我知道我爸这两年过得不好，他因此而很我，我倒霉的时候也因此而不管我，我们父子之间从那以后就几乎断了来往。我随贝贝去美国时都没有向他辞行。快一年过去了，我现在总想再见见他，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爸，他养大了我。

    但这一晚上我没有去我爸那儿，而是让司机从北到南几乎贯穿北京把我一直拉到了靠近南三环的方庄，找到了我以前常来的那座塔楼。塔楼的电梯坏了，我摸着黑拎着不算太轻的行李一直爬到了十五楼，敲开了刘明浩的家门。

    刘明浩的新婚太太李佳大概已经从跨海长途中知道了我突然退婚回国的消息，见了面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质问和责骂。我这才发觉自己真是昏了头自投罗网，竟忘记李佳是贝贝的表姐，现在到刘明浩家简直就是找骂来了，但想要退出为时已晚。

    等李佳唠叨够了，刘明浩才把我拉到书房，问：“你和安心和好了？”

    我摇头回答道：“我还没找到她呢。”

    刘明浩说：“她不是回老家了吗。”

    我说：“对，我明天就去买火车票，我要到云南清绵去找她。”

    清绵——这就是我在那个名叫嘉陵阁的小饭馆里第一次听到的地方。

    在我和安心交往的日子里，我们无数次说到清绵这个地方。

    在安心的描绘中，清绵的山永远是深绿的，水永远清澈见底。那是一片没有任何污染的净土，连汽车的尾气都难以闻到。进入清绵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索桥，桥下是水浅流急的清绵江。许多年前安心从那条长长的索桥上走出来，走进了保山城里最好的中学，从那时开始，她实际上便已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在清绵，安心的家大概算得上一个富足之家。她的父亲开了一家中药加工厂，还给周围的群众开方子治病，既是医生又是私营企业主，在山里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物。她的母亲原是山西的插队知青，在清绵扎根落户，一直没有回城。后来在清绵的群众文化馆工作，是当地的一个文人。安心说她母亲没事儿还写诗呢。

    看得出与开作坊做医生的父亲相比，安心更崇拜她的母亲，谈话时以母亲为荣的神情屡屡溢于言表。这使我多少有点感动——即使在那样穷困闭塞的山区，人们更尊重的，更看得起的，更津津乐道的，还是文化。

    于是更加让我疑惑的一个问题是，安心为什么不去上大学呢，为什么不去追求一份更体面更轻松更有意义的学业和工作呢，她父母的收入完全可以帮她实现每个年轻人都会有的基本梦想，她干吗要到这个又破又旧的跆拳道馆来当这份任人驱使的临时工？

    这是我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在嘉陵阁的餐桌前，在酒后，向安心提出的疑问。她没有做出回答，她的脸同样被酒弄得微红，她的眼里，不知是因为回首往事还是因为喝了酒，有了一些眼泪，她说：我喜欢北京，我喜欢人山人海的大城市，这儿谁都不认识谁，让我觉得安全放心。

    她的话和她的神情，既天真又有些深意似的，让我一时弄不清她究竟像个孩子还是更像个厌世的高人。她的言语也有点半醉半醒，眼神也有点半浊半清，以致我猜不出她是真喝高了还是在借酒说愁。

    那天我们互相说了很多童年往事。我说了我的从徒工一直当到厂长的爸爸，也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