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缉毒干部，在一个案子上用伪装身份做情报工作，和几个贩毒的人混成了朋友。

    他们拉他一起干毒品生意，他就跟他们干，算是打到他们内部去了。后来连境外的贩毒集团也都信任他了。省厅就派他在沙西公路旁边开了一家加油站，贩毒组织就拿这加油站当据点，他就利用这个据点给我们送情报。这个据点离沙茅很近。沙茅地区公安局就是由我负责跟他联系的。我们一直配合了八年，靠他省里破了很多大案。这个同志为了掩护自己，不暴露身份，八年没有谈恋爱结婚，八年隐姓埋名不和自己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他是曲靖人，省里派人以他朋友的身份把他的父母从曲靖农村悄悄接到昆明住下来，他八年来只回昆明见过他父母三次。连他父母都以为他早就下海经商去了。直到八年后他牺牲了，大家才知道他是那样一位无名英雄。安心，我不是主张你不结婚或者跟谁都别来往，你的情况跟他也不相同，我跟你说这个人只是想说一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牺牲的时候才三十五岁。他这一生，非常伟大，非常崇高！他比我年轻，可我非常敬佩他。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他算一个。”

    安心并没有如她的队长所期望的那样，被那位隐姓埋名最终献身的同行的事迹所打动。她平静地说：“队长，这样的人，我也敬佩，但我没法学他，我不想像他那样生活。我是个女的，我需要结婚，需要孩子，需要和一个爱我的人在一起，需要常常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我也要照顾他们。我想过一种正常的生活，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队长，您别要求我那么高了，我可能天生就做不了一个伟大的人，崇高的人。我想做的，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快快乐乐的人。能做到这样我就满足了，就够了。”

    潘队长默然听着安心滔滔不绝的“人生独白”，他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那不免失落的表情看上去有几分孤独。最后，他点了点头，只是吸声说了一句：“好，我理解。”

    潘队长的样子，他的沉闷苍老的神态，让安心心里又有几分不忍。她并不是成心想让队长对她失望的，她不想让队长为她刚才的话而感到难过。她说：“队长，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变坏了，是吗？”

    老潘摇了摇头，再次说了句：“你的想法，我理解。”他停一下，又说：“你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里呆了那么久，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想法的，我可以理解。”

    他说完，看了看表，做出要走的表示，他问安心：“我今天就去找政治处让他们帮你给北邱打电话，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安心说：“明天吧，明天早上八点半有一趟去北邱的火车。我一早就走。”

    潘队长从随身带着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红市包包，放在床上，说：“这个东西先借你用一天。今天是泼水节，我岳母是傣族人，我请了两天假回一超大理，是中午的火车。明天早上我叫人来这儿接你们去车站，你把这个还给他就行。”

    安心拿起那个红布包包，打开来看。在没打开之前她已经知道了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把半新不旧的“六四式”手枪，安心认出来，就是她原来佩的那支。

    安心把枪重新用红布包好。本来她想说不用的，但怕再伤老潘的一片好心，所以她收下了。正如老潘说的那样，也许真是因为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里住得太久了，现在她对边境地区这种司空见惯的“斗争气氛”和正常的警惕性，已经感到有点滑稽。

    她把老潘送到走廊上。这楼上的房子都是后隔的，走廊漫长而曲折，她捐了两个弯还走了十多米冤枉路才把老活送到楼梯口。她对老潘说：“队长，我知道，我今天让你生气了，我没能做一个你心目中最优秀的那种人，让你失望了。我不是有意的，您心里别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