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犯在性质和对象范围上都有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就不同嘛。难道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是一回事吗，当然并不是说外国的政治犯都是进步的。”

    “你呀，干脆给我念段《共产党宣言》得了。”

    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前些年搞阶级斗争，搞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现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没有坏人了，一说起坏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觉着如何可恨，说起好人，先进人物，人们也不觉着多么可爱，人间的规律，真是物极必反。”

    “那也要具体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枪毙大概也不会有人惋惜。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刑法草案哪，我就觉得对那些小偷流氓太宽了，他不把你杀了，你就不能枪毙他，而政治犯呢，又没强奸抢劫，嫖赌溜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坐牢，结果在十九条罪行中，就有十六条可以判处死刑的。”萌萌争吵般的戗戗着。

    他也抬高了声音：“你以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吗？对那些反对祖国，出卖祖国的反革命干嘛要格外开恩？你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怎么回事？净是些非驴非马的观点。”

    路边几个行人停下步来看他们。萌萌把声调降下来：

    “非驴非马也不错，那是骡子，正经也是一物。”

    话不投机，两个人都闭了嘴，默默地在存车处取了车子，又默默地骑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无讨好地把话头又扯了起来。

    “哎，萌萌，向你请教个问题成不成？法律方面的。”

    “向我请教？可不敢当。”

    “瞧你，还拿糖。”

    施肖萌脸上的不痛快释解了，但还是矜持了片刻，才说：“什么？你说吧。”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说：“某地发生了一起窃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盗窃罪，但是原告只能确认被告去过现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发案期间正在现场，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证据不足，而这个被告呢，虽然否认发案期间去过现场，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像这样的案件法院该怎么处理呢？”

    “这算什么？”肖萌好笑地偏过头来，“智力测验还是实际案例？”

    “你别管是什么，该怎样处理吧？”

    “你是搞公安的，连这个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

    “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

    “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

    “……？”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

    “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须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多了。”

    “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直接证据找不出来，间接证据如果充足，也可以连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