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因为是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进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乱头绪。搞案子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统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来。

    散会的时候五点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子接触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段兴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

    “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子里的那个说不出来的朦胧感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点明了。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点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于万一的事。抽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做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口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杜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杜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

    “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

    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画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

    “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

    “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

    “那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

    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糨子似的。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

    “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

    他看出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

    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

    严君动感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嘞！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

    严君脸上一点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