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你怎么没把我后来问的话记上？马有利并没有告诉葛建元那车子是偷来的，你怎么没记上？”

    于英雄坐起身子，结结巴巴地还想解释，还想说服他，他不听，一端门走出去了，心里实在气坏了，我明明问了，他还不记，什么作风，你算不算个民警了，算不算个侦查员了，干脆不——·

    他在招待所附近的河边上一直呆到天快黑，肚子里鼓鼓的闷气才稍稍松懈了一些。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也是难改，一动就发火儿，一火儿就是雷霆之怒，不是个好毛病。可是这件事又实在难以哈哈一笑容忍过去，他最见不得这种油滑透顶的猫儿溺、鬼鬼祟祟的小动作。照这样子搞，不要说当个好警察，连当个撞钟混日子的孬警察都不配。

    直到今天早上起来，他的气才算消停下来。公允乎正地想想，道理还是应当两面说，天下之大，人无完人。，要是摊书了，错处就值得这么咬牙切齿、得理不让人，心胸岂不是太狭窄了吗？不行，他得改改自己的暴躁。

    小时候他不是这样性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躁这两字竟成了他性格中的一种既固定又显眼的成份了，常常要在不知不觉中加以表现和完成，没法控制。就如同于英雄那个和事佬、抹稀泥的性格一样，一朝形成，改也难。昨儿晚上他一回到招待所，于英雄就蔫蔫地又凑过来，讨好地问：

    “要不然，呢，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事情既已办成这个样子，显然没法两全其美了。人家农场眼下正是忙季，要是再把马有利拉来重审一遍，不要说管教干部肯定会有意见，就是马有利本人，也保不准会跟他们犯葛窜秧子。一个进入服刑期的已决犯，除了他顶头的管教干部外，谁都不怎么怵了。何况凌队长给他们限定的时间已到，重审是绝不可能了。而审讯记录已经由犯人看过压了指纹，也不能再行涂改，这是规矩。万般无奈，徐五四只好哼一声，说：

    “反正我得跟凌队长说明情况。”

    这对于英雄来说，的确有点成泥了，他堆起一脸肉纹，似哭似笑，十分难堪，“你看，这么一闹，这么一闹，凌队长对咱们该是什么印象啊，咱们也算老民警了，连这么个简单的差事都办成这模样儿，以后哪个领导还敢信任咱们呀。”

    “别老咱们咱们的行不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关我什么事。”

    “这唉……”

    徐五四到底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看着于英雄的哭丧相，心就软下来，“这样吧，回头到了凌队长那儿，就说全是我问的，你光管记录来着，是我东一句西一句问得太乱，搞得你没记全，责任在我，不就完了吗。反正葛建元不够处理条件，这份材料也没用了。”然放心不下的表情，徐五四也只能退到这一步，不能再有迁就了，这就已经够仗义的了。他不再和于英雄罗喀，扭身往车厢头上的洗脸地走去。

    “各位旅客，列车的前方到站，是北京车站，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各族人民……”

    啊，到北京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要站在凌队长面前交差了，这差怎么交？说心里话，他实在也有点怕见凌队长那张三合板一样严肃的脸。特别是现在，他在郑媛案件的现场上冲媛媛父母发脾气的事，队里还没做出处理，他当然不愿意再和凌队长冲突起来。就因为那件事，他至今不被允许参加郑媛案的侦破工作，而凌队长这次让他到清河农场来取葛建元窝赃案的旁证，说不定还有点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调对着干，凌队长该怎么看他？轻的，说你不会审案子，重的，说不定会觉得你这人太狂，不听招呼，自以为是，等等，反正没好处。

    可是，要象于英雄那样昧着良心，哄着领导；那样识眼色，会来事儿，他也实在做不出，真的做不出！他这辈子并不指望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