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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1)
不住登高远望,向着落日余晖,用发哑的嗓门儿歪歪扭扭吼两段莱芜梆子,吟几句思乡感怀的诗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产党就是杀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谓君子之仇,十年得报,这已经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绝意归途,只能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聊以胡思乱想罢了。

    而我的盼头居然来得比想像的还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儿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兴得发狂。现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是问我好,并且说他也很好,现在在~家饭店里当服务员,只是经济紧张,希望我能寄些钱去。

    尺读之中,我仿佛听见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声,那声音唤起我深理多年的亲子之爱。当天我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且把我存在银行的全部美元取出来,一块寄到日本,托浅沼先生给儿子寄去。敏芳,一也许只有你才能体会我当时的兴奋,我总算能够尽一点人父之责了,我是个父亲啊!

    从那天起我戒了酒。五个月之后,小成又来信了,还是那么短,问候之外还是要我再寄些钱去。我又寄了,并且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依依山水之恋,倦倦父子之情,字里行间,意犹未尽。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回音,希望他别那么匆忙,别那么简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老父亲叙叙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论人之常情,儿子不会这么久不理我,我预感到出了什么事。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几个警察到樱楼来,要我去警署说话,不许我多问,也不许我回家,粗暴地要带我走。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十几年前在同仁堂门口被几个警察绑架的一幕,于是说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胁说这是依法传讯,如果我拒传事情就更麻烦,樱楼的伙计们也纷纷劝我不要吃眼前亏,先去了再说。我当时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还能紧紧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的。可我是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就是真的回不来了,人们无非茶余饭后做个谈资,没人会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儿,那样悲痛洒泪!没有人会!

    他们把我带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说是传讯,可往地下屋里一关三天不闻不问。

    我惦念我的鸽子,想着谁会去给它喂食喂水色@@回回@

    到了第四天,他们像是才想起来似的,把我叫去问话,问话的是个麻子,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知道是谁写的吗?”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那正是小成的来信,短短的,不知写了些什么。

    “是我儿子的信。”

    “你儿子是共党的什么干部?”

    “他不是干部,是饭店的侍者。”

    “你还想赖?”警察老练而邪恶地笑着,‘你看看这张信纸吧,认识共党的简体字吗?”

    信纸上方,红字函头:北京万宁宾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你当然晓得噗,是共党现行的政权机关,你儿子能够使用这种信纸,不是干部是什么?”

    我说不上话,只用眼睛狠狠盯着那张麻脸,那脸上集中了人类最专横、最败坏、最愚昧的表情,我憎恨这脸!

    到现在我也没有闹懂那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回事,二勇后来对我说过,七十年代前后,大陆上连托儿所、养老院,连卖酱油。烙大饼的小铺小店,都有革命委员会。

    可这种满天盖地到处都是的东西却构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使我身陷囹圄。警察们三天两头逼审我,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对待我,要我捐供所谓“通共”的内幕,并且恫吓说要送我到火烧岛去。

    “一朝进公门,九牛拉不出”,在警署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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