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说：“我给我女儿写信了，我告诉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这儿叫人这么伺候着，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过了，不管月月怎么样，不管她是穷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我这么多年陪着她爸爸，拉扯着她，我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窝心的事都受过。我太爱他们了，所以每逢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受不了，我头发都急白了。可现在我想开了，我想开了，无论我的女儿怎么样，哪怕她再也不回来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会活下去，我会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

    几乎难以置信这样冷静坚强的声音是出自我面前这位弱不禁风的瘦小的妇人之口。

    后来我和吕月月通电话时，传达了她母亲的这番话。吕月月哭了，她说她也明显地感到母亲对她原来那种感情上的依赖越来越淡了，母亲在写给她的信中，那种生死相依的挂念和焦灼不安的关切，渐渐被一种平静而简短的自述代替。母亲常常给她写信，但信写得越来越短，内容大多转为对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和几句学佛的心得。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封信，吕月月字里行间也察觉出母亲对大都市的这种有闲生活的厌倦。

    但母亲依然挂念着外孙子，不断地询问他的情况，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儿发出要接外孙回东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恳求。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此时的吕月月，却恰恰万分思念她的母亲，香港虽然繁华，对她却是一个感情的孤岛。我曾经在电话中问她为什么不索性带了孩子回来和母亲同享天伦，她说这不可能，“人家是不会让我把孩子带走的。”而且，她承认：“现在再让我回大陆回老家去住那种没有空调的小房子，自己买菜做饭，上街打‘面的’，我也不习惯了，也受不了。”

    从和她的交谈中我知道，她的儿子——潘小伟的这个遗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个几人喜欢几人忧的重要人物。作为潘家今后的一脉单传，潘老夫人视其为掌上明珠，呵护备至。作为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又被家里某些掌权的既得利益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吕月月对香港看来也渐渐熟能生巧了，她已开始悄悄和律师接触，并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务上渗透。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意识取决于人的社会存在，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我想没准吕月月将来会成为香港的一位什么人物呢，说不定会成为电影里描写的那种黑社会的大姐大呢。

    但后来情况并未如我所想地发展，进入冬季之后吕月月再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有很长时间未去看望她的母亲。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下午，吕月月的母亲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到她的住处去一趟，说有事要告诉我。我没有犹豫便冒雪赶去了，因为她从未主动给我打过电话，从未主动麻烦过我任何事情，现在突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请我过去，我预感事关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出租车，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去了。赶到西直门时天已傍晚。是吕月月的母亲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进屋，一边掸身上的雪一边问：“小阿姨呢，买菜去了？”

    她没有回答，让我进屋坐下，她也坐下。屋里已暗得看不清脸色。

    她打开台灯，说：

    “我让她买火车票去了。”

    “怎么，您打算出门吗？”

    这面目苍老的妇人突然声音哽咽，说：“我要回东北，回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您说什么，您说月月吗？”

    她的脸上看不见眼泪，但声音却分明是压抑着的哭泣，“是，是，是她，她死了！”

    我猛地看见桌上有一只显然是寄自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