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姿态，为自己制造各种思想和行为的面具；你必须阿谀上司，以便在与上级派来的党委书记和副职干部的争权夺利中占据上风；也必须拉拢党羽，以便在稽查大员的印象中拥有“群众基础”；你必须和每一位婆婆，那些一时都难以数清的主管部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计划部门、纪检部门、劳资部门，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等，广结善缘……总之，你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决策者和指挥者，而只不过是一个需要随时随地观察上级脸色的，惟命是从的，被任命的干部。这一切结果都出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长天的资产，在法律上，不是你的。

    吴长天是从这种体制中走出来的人，他已经很难再习惯它的特点和规则。他想，如果他从此无权再决定什么的话，甚至还要和上级派来掺沙子的书记和副手在来来往往的内耗中消磨精力的话，那他就完了，长天集团也就完了。

    他似乎必须马上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开始，他策划了一个将集团进一步股份化的方案：除了将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执股权大批转售外，再把集团内其他几个骨干企业也对外招资纳股，办成由多家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增加这些公司的社会性色彩，摆脱什么招商总公司对长天集团的独家控制。但这个方案操作起来十分复杂，而且需要时间。而且，说到底仍然没有他个人的股份。这些年他虽然拥有公司的一切权力，却从来没有在个人发财致富方面动过什么脑筋，他的清廉是上下公认的。公司的财务、审计和各种人财物的收付往来，也完全是照章办事、从严控制、公平公开的。像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那样穷凶极恶地中饱私囊，他想都没有想过。一来，是他品性不齿于此；二来，也许是他没有想到某年某月某日会有一家国有的招商总公司从天而降，突然凌驾在他的头上，成了他的资产的法定主人。现在存在他个人银行户头下的，仅仅是他的亡妻去世前卖掉她自己辛辛苦苦办的那家很不错的服装厂所得的八百多万块钱。这钱在情理上说，应该属于他们的独生儿子吴晓，这是他母亲最后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吴长天本来以为这并不算是一笔大钱，他本来以为到他闭眼的时候，他留给儿子的，将是一个市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庞大家产。他过去一直忧心忡忡的，是儿子突然在某一天不知怎么迷上了一支萨克斯管，从此听不进他的任何诱导和规劝，对学习企业管理失去了全部的兴趣，能不能子承父业几乎成了这几年父子之间争争吵吵的主要内容。一年前吴晓在事先不征求意见也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从工业大学退学参加了一支只能在酒吧里吹吹打打的小资产阶级格调的乐队，父子之间的冲突几乎到了沸点。吴长天可以在企业界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唯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在他母亲病逝之后，他对儿子的心，就怎么也硬不起来了。

    他曾经仔细梳理过自己的想法，他自认为自己并未有一丝封建农民的意识，非要给子孙留下什么金银财宝、田产屋舍才能闭眼。他现在在各地住的几处房子，和公司的其他财产一样，都没有办理过向个人过户的手续，在职时可住，退休时要交。他也从未给过儿子的乐队一分钱的帮助，——除了痛恨这个抢走了他儿子的乐队之外，他在观念上也不主张儿子在事业方面不劳而获，坐享父母的荫泽，因为那样对他的成长反而不利。他现在想方设法避免使公司回到国有体制上去，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公司里那几个多年跟着他风雨同舟的弟兄。他不能让大家脱下干部装赤条条地下了海，闯过惊涛骇浪之后又赤条条地上岸穿回那身旧衣服，那样的话又何必死去活来地滚这一身水呢。

    在他这次回北京以前，他在吉海特意把市委书记梅启良和他的夫人，一起约出来吃了一顿饭。他和梅启良一家人都很熟，席间可以用闲话闲说的方式，从他今后的发展战略谈起，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