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七，一年一次的春节终于过去了。辛辛苦苦的农民，劳作了一年，筹备了一个腊月，在正月的上旬、中旬里吃饱了，喝足了，玩美了。他们度过了他们最豪华、挥霍的生活之后，面瓮里的面光了，米柜里的米尽了，梁上的吊肉完了，酒坛里的酒没了。当然，肚子里才萌生的油水也一天一天耗去，恢复了先前的一切。白日最长，青黄不接的春播季节来到了。

    二三月里是最困人的季节。韩玄子的感觉似乎比任何人都更严重。他明显地衰老了，饭量也不比年前。他突然体验到了人到了晚年的悲哀，一种怕死的阴影时不时地袭上了心头。这使他十分吃惊。他曾经讥笑过一些人的这种惶恐，没想现在自己竞也如此!

    二贝娘是最了解老汉的。夜里当她一觉醒来，总是发现韩玄子还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睁开眼，炕上又没了韩玄子的影子。他越来越没了瞌睡，长久地坐在照壁后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四皓墓地的古柏下，喝茶，吸烟。但绝不再作那些健身的活动。白天也很少出门。他的兴趣似乎转移到饲养那一群无思无想的鸡，务植那一片不言不语的花。

    他不肯多说话．偶尔笑笑，还是无声的。

    “你怎么不去文化站呢？报刊阅览室今天还不开门吗？”二贝娘总是提醒他，盼望他出去走走。

    “我已经给王书记说了，”他说，“他们觉得我不行了，就会换了我的。”

    二贝学校里，每天早晨要上操。他一起床，白银便也起来，把缸里水挑得满满的．院里尘土扫得净净的。但拖鞋还是依旧穿着。天暖和了？还换上了那件西服，露出里面那件好看的毛衣。韩玄子看着当然不中眼，却不说。

    白银对二贝说过：

    “爹的脾气好多了，现在喜欢在家里呆了。”

    韩玄子是越来越看重了这个家，也越来越要守住这个家。家里的财政大权，比任何时候都抓得紧：给大贝去信，要求他月月寄钱，最少十元，只要良心上不忍，十五元、二十元也是不多的；正经八板告诉二贝，每月五元钱必须十号前上交清楚；钱一文不给小女儿，钱的数目甚至也不告诉老伴。

    对于爹的要求，二贝是不敢违抗的，交够了五元，竟第一次买了酒给爹提来，说：

    “爹，你也该喝喝酒了，少喝一点，对身子会有一定好处哩!”

    “是要喝喝了。”韩玄子说着，似乎才记起已经很久没有喝酒了。就在傍晚的时候，来到巩德胜的杂货店。

    巩德胜照例舀了酒，那枣核女人竞还拿出一盘酥糖。他吃了一颗，觉得好吃，又吃一颗，再吃一颗，说：

    “这是西安进的货吧，这么酥的!”

    巩德胜说：

    “哪里能到西安进货？这是王才加工厂的。”

    韩玄子不吃了，他并没有说出什么，但只喝酒，不再用牙。

    巩德胜知道了韩玄子的心病，却又忍不住地说：

    “韩哥，你听说了吗？村里人都在说马书记为什么知道王才，就是因为王才寄了一份报告，可这报告不是他写的呢。”

    “唔。”韩玄子酒到口边，停住了。

    “是二贝写的。”巩德胜说，“我就不信，二贝是咱的孩子，他怎么能写呢？”

    “唔。”韩玄子又平静地慢慢喝起酒来。

    他回到家里，并没有将这件事说给老伴，也没有将二贝叫来质问，他装着不知道，或者他已经忘了。

    他只是月月按时接受大贝、二贝的孝敬钱。

    钱，钱，钱对于韩玄子来说，似乎老是不够。农村的行门人户太多了，礼太重了，要买粮，要买菜，要给鸡买饲料，要吃得好些，穿得新些；他偷偷在信用社有了存款，却对二贝说：

    “常言说．父借子还。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