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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莫言

    十九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经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小说发表后,许多人问我: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为什么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处?

    我的回答是:这段话是斯大林在我的梦中、用烟斗指点着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单独对我说的,还没来得及往他的全集里收,因此您查不到——这是狡辩,也是抵赖。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够说出这些话的,他没说是他还没来得及说。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替农民说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秘密地去那个发生了蒜薹事件的县里调查采访。我所依据的素材就是一张粗略地报道了蒜薹事件过程的地方报纸。但当我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合适扮演的角色。

    说起来还是陈词滥调——我写的还是我熟悉的人物、还是我熟悉的环境。书中那位惨死在乡镇小官僚车轮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为原型的。也许正因为是人物和环境的亲切,才使得这部小说没有变成一部纪实文学。当时在书的后记里我申明:这是一部小说,我不为对号入座者的健康负责。现在我还是要申明:这是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人物的钉子。事过多年,蒜薹事件已经陈旧不堪,但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

    在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我常常向报界和朋友们预报我即将开始的创作计划,但使我明白了,一个作者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个设定的目标前进时,常常会走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地方。这可以理解成职业性悲剧,也可以看成是宿命。当然有一些意志如铁的作家能够战胜情感的驱使,目不斜视地奔向既定目标,可惜我做不到。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甘愿受各种诱惑,到许多暗藏杀机的斜路上探险。

    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

    200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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